立法会初选案47名被告之一何桂蓝近日作供，清楚表达自己的意向和信念，再一次使人感到受考验的不只是她，还有三位主审法官。
三年多前，50多名人士同意通过初选，确定立法会候选名单，争取在同年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赢得过半议席（即所谓35＋计划），然后引用议员的权力，包括否定财政预算案，向政府施压，促请当局回应反修例运动提出的“五大诉求”。选举其后取消，初选的组织者及参与者被捕，其中47人于2021年初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大部分被告立即被拘留候审，不得保释。
审讯至今超过90日，法庭的盘问和审讯的焦点，主要环绕参与者有否达成协议，确定日后团结一致，以否决财政预算案为手段，强迫政府回应“五大诉求”。表面看来，法庭只需确认协议属实，不仅串谋成立，甚至“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亦罪名成立，因为法官未经控辩双方辩论已经表示，回应“五大诉求”不是正当理由，不能据此以否决预算案，否则即属违法的滥权行为。
不过，就算属于滥权，但何以滥权即等于“颠覆国家政权”，法官未有说明。近日何桂蓝的作供，更直接指出疑点，就是35＋计划即使成功，也与“颠覆国家政权”有大段距离，不能将两者等同。她表示，取得立法会议席过半，本身已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加上政府有权以不相信参选人效忠《基本法》为由，仍未选举早已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同样重要是，即使最后取得过半议席，也依然无权以票数取得施政权力，因为现时制度限制重重，如议员提案既不能增加政府的开支，也需要通过分组点票，同时取得直选及功能组别两组议员的过半数支持，立法会才能制订或修改政策。
可见在何桂蓝的理解中，35＋计划就算实现，是提振民意地位，加强对政府的压力，根本不会削弱更不要说取代现政府的施政地位。既然施政权力丝毫无损，又如何称得上“颠覆国家政权”。若说35＋计划是罪行，需要另寻法律依据。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二十二条，“颠覆国家政权”其中一项是指“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那么法庭要裁断的是：立法会议员因政府不回应“五大诉求”而否决财政预算案，是否“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府的职能？
但否决财政预算案属于议员权力范围之内，而预算案否决了，政府也不会停摆，何况《基本法》早已订明，否决预算案若导致行政立法机关的僵局不破，政府可解散立法会再重选，意即交由民意决定，又怎算得上“严重干扰、阻挠、破坏”政府运作？若这样也算“严重干扰、阻挠、破坏”，只因为法庭把回应“五大诉求”的要求视为无理胁迫，因此界定为“非法行为”，所以罪犯国安。果真如此，那么基于其他理由否决，如拨款原因不足或拨款机制不良，或预算案未能满足社会要求，如拉近贫富悬殊丶提高就业机会等，结果同样是解散立法会重选的话，造成影响与前者相同，何以又不算触犯国安呢？
何桂蓝供词另一发人深省之处，是指出政治取向出于参与者的选择，绝非无可奈何。因此，她反对戴耀廷所讲“揽炒是宿命”，反而是香港人展示政治意向的自主选择。同样，面对议员要求回应“五大诉求”，政府也非别无选择。其实不论回应诉求以缓和官民矛盾，还是拒不回应而令预算案遭到否决，都是政治选择，政府也得老实面对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既然任由选择，用制造压力而非胁迫来形容向政府施压，看来更加贴切。其实北京也可选择不同方法，例如取消参选人或者当选人资格，以至“完善”立法会的组成及选举方法，杜绝反对者加入立法会，何须动用《国安法》去取缔根本不会出现的政治冲突？
三位主审法官也正面临考验。怎样判案，取决于法官选择如何诠释法律，即采取什么政治道德原则，作为法律观点的基础*。到底是包容异见，广纳不同反对声音和政治竞争，还是加强戒备，杜绝反对者于萌芽阶段以保政权安全，将会决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胁、否决财政预算等同滥权以至颠覆、制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坏政府运作等等。一念之间，一场不会发生的政治较量，又会否变成山雨欲来的颠覆大阴谋，很快就有分晓。
*此观点是法学家Ronald Dwrokin的主要主张，参见：Political Judges and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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