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我主理的教育吹哨平台《教育刺针》收到一宗读者报料，说当日在深圳海关有跨境学童的中史书被关员撕去一页中国地图，原因是没有标示十段线，钓鱼岛亦写成钓鱼台。事件若是真确，性质便相当严重；指控严重但缺乏第三方查证，这宗报料应如何处理？
正当我踌躇不决之际，一位我很信得过的朋友给我传来同一件事的另一则报料，是某中学的校长致校内教师电邮，谈论文锦渡海关撕书事件，写明被撕教科书的书名和出版社，电邮内容与第一则报料一致。查证竟不费功夫，如有神助，于是我一改平时做法，不等待英国时间零时出稿，马上做了一次突发报导。
之后几日，香港媒体纷纷采访报导，发掘出一些新资讯。台湾传媒转载者亦属不少，“香港跨境生过深圳海关课本地图违规被当场撕掉”等标题，反映事件成功说好了香港和中国故事。
亲共媒体对撕书事件置若罔闻
饶有趣味的是，亲共媒体对此置若罔闻。笔者到访大公文汇网，利用关键字“课本”和“教科书”进行搜索，最新的搜查结果分别是今年1月14日和24日。换言之，亲共媒体与教育局立场一致，对事件尽量冷处理：基本法第137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深圳海关要求撕毁香港本地编订的教科书，不啻为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衅。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事件的认知是：最少有两名来自上水凤溪廖万石堂中学的学生在过关时被关员要求撕下中史教科书中含有中国地图的一页，学生被要求写上姓名、日期，并打手指模证明“自愿”撕毁。
教育局掌握的情况，肯定比这个更多。第二宗报料，其实披露了不少资讯：教育局分区向北区中学校长会传达，之前一个星期一些跨境学生出现了类似的撕书事件。教育局承认事件“敏感”，希望低调处理，电邮目的是了解其他学校是否也有类似情况。
撕书不是个别事件，受影响学校两间以上
这则电邮似乎折射出以下信息：第一，事件已出现一个星期，即是说受害者不止个别学生；第二，受影响学校不止一间，从电邮的上文下理看，发出电邮的学校没有个案，并非3月4日当日出事的那间学校，所以加上之前一个星期出事的学校，受影响学校应该有两间以上。
第三，教育局由事发一刻已知道事属敏感，决定低调处理。换言之，在中国海关面前，香港教育局拱手让出了捍卫香港学生权益和尊严的权力。
中共一向强调，海关是主权的象征，海关有时会打上大时代的烙印，例如文革期间，上海海关为了表示铲除帝国主义残余，废除报时，改为播放东方红乐曲。个人而言，从年幼到现在，中国海关的形象，令人不寒而栗。我还记得很清楚，年幼时家长告诉我们，回乡证上必须巨细无遗申报稍为值钱一点的个人物品，否则回港时可能会被中国海关没收。因此，在使用活页回乡证的年代，我习惯了每次过关都作出申报：旅行支票、现金当然不在话下，我翻箱倒笼找到那本已经报废的回乡证，里面写着“Minota相机一个”、“手提电脑一部”，甚至是“胶手表一个”。
有朋友说，“反送中”运动前带《苹果日报》返大陆，海关也不会“撕报”，旅客可以选择两个处理方法，一是现场弃报，一是留下姓名回港时取回。
对待“反动报刊”也能宽宏大量，为何会因为一张地图而破坏学生私产？该地图不是学生所画，而且据说该出版社中一至中三的中史书都印有该地图，换言之使用的学生数目众多，中国海关不可能全部处理。
换言之，深圳海关动用《海关法》第51条要“进出境物品所有人声明放弃”该地图，应该是要达到某个目的，在这里应该是迫使香港有关当局从速按中国最新公布的国家地图，更换教材。
这个目的背后还有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深圳海关走上这一步，以及香港教育当局的反应，似乎后续发展不容乐观。
连蔡若莲也不能准确掌握红线
第一，教育局一向有监视《教育刺针》专页。由3月4日香港时间晚上10:39《刺针》出帖，教育局知道事件已经曝光，到3月6日上午11时许教育局回应《光传媒》查询，教育局应该有充分时间部署如何体面回应事件。然而，教育局的回应只谈教科书出版社“有责任尽快更正或澄清”错误内容，对问题的核心即中国海关的暴行只字不提。换言之，教育局似乎接受了中国海关对香港学生和香港教育有执法权。
第二，教科书不再只是教学参考书，而是兼具政治及法律文件的功用。事实上，去年香港中学文凭试已经发生了以下一幕：地理科试卷有一题问中国气候，试卷所附地图画了毫不相干的九段线。连考评局也需要在试卷中加入违反海牙仲裁法院裁决、极具争议的九段线(现在已更新为十段线)，教科书若迟迟不更新，看在中国政府眼里，可能会被视为挑战国家主权。
第三，在香港的教育系统里，现在谁也不安全。教师会被笃灰，人所共知；学生竟会被中国海关撕书，香港人想也未想过；蔡若莲也不安全，连她自己也不能准确掌握红线，到海关发火后才被动要求出版社和学校更新教材。明明教育局在庚子科场案后已很努力进行“刮骨疗毒”，中共官方竟然给它一记耳光。这等于煽动全港教育机构：极左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教育局也管不了事，以后要直接看中国人民群众的斗争方向。
第四，海关查缉外来教材，底线在哪里？今天是教科书的地图，明天会否是境外公开试如IAL和HKDSE的试题？考试机构如何可以确保试题的保密原则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还是其实已经不能确保些什么？
《刺针》报导出街后，不少读者在帖文下留言“撕书识礼”四字。以撕书作为手段，下达政治要求，会否成为中港之间一种新礼制，尚待观察。不过，笔者最后听来一则消息，香港有幼稚园设计功课时使用高官新闻稿，要求学童从文稿中找出某部首的字。
事事讲求官意志，应该是香港教育界未来一段很长时间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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