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间批评国家安全本地立法，北京及香港当局不时都显得义愤填胸，痛斥批评者恶意中伤，并且予以严厉谴责之类，其实不难理解，随着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文明差距拉阔，除了指责喝骂，看来只好对批评视而不见。
联合国六名人权专家上星期致函中国政府，指香港的国家安全本地立法抵触国际人权规范，正是一例。人权专家直言，北京为香港颁布的《港区国安法》比本港其他法律更有权威和效力，可以凌驾本来受国际人权公约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除非改革本港的宪政和法律架构，确保可以保障人权自由，订明不会受制于国家安全法规，否则今次新国安法出台将会照板煮碗，当“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不一致的话，前者凌驾一切，后者形同虚设。
人权专家的严厉警告，建基于他们对《国安法》的几点批评。一是关键法律观念内容空泛，欠缺明确定义，违背法治精神。例如“国家安全”的含意，包括“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大致上没有危险，也免受内外威胁。什么有损“人民福祉”，什么危害社会持续发展，又如何才算“损害”，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法律有需要详加界定，否则便失去其明确性，失去指引行为的具体标准，也失去法律的应有作用。
尤其是刑法，涉及刑事检控、拘捕扣留、监禁、调查权力及程序，联合国人权专家认为，法律定义太过空泛，执行上必有风险，令执法者可以滥用手上权力，按其偏见执法，用来针对某些性别、宗教取向、政治观点的群体以至公民社会，结果使国家安全措施失去合法性。
空泛的法律观念也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也会抵触《国安法》。例如“勾结境外势力”属于罪行，其中“境外势力”，包括“在境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之组织”、“国际组织”，但何谓“政治目的”、“国际组织”，没有明确界定，那么联合国辖下的人权组织及相关活动，定期监察香港的人权表现，又是否等于“追求政治目的”的“境外势力”呢？
在这些人权专家来看，新国安法不仅取缔香港人或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他们参与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活动，也同样可视为“勾结境外势力”。过去两年，联合国辖下人权组织多次要求特区当局澄清，究竟参与他们监察人权的活动是否需要承担国安法的刑责，每次都不得要领。换言之，当局对香港人能否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不置可否，除了增加《国安法》不确定之处，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会员所应尽的责任。
联合国六位人权专家同时批评，“国家安全”观念含意广阔，加上不少国安罪行不涉及实际伤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门槛低，方便当局箝制批评政府的言论。例如“境外干预”罪，是指以“不正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以某些作为，“意图带来干预效果”。
不过，专家指出，由于“干预效果”可以指影响特区当局的政策或决定，“配合”包括参与“境外势力”策划的活动，而“不正当手段”只须“使任何人的名誉受损”，因此参加联合国人权组织举办的论坛或活动（配合外国势力），针对当局、立法会、司法机构发表批评意见（损害某些人的名誉），向政府施压（意图带来干预效果），最后可能被指为犯罪行为。
由始至终，六位人权专家都视法律的基本观念不清，是国安法对人权法治的最大威胁，在卡压言论自由上尤其如此。例如“国家秘密”的相关罪行，涉及的资料包括“重大政策”、“经济或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或科学技术”等等秘密，并“意图危害国家安全”，但两大定罪元素定义宽广，因此专家指出，涉及公众利益的相关资讯，包括已经公诸于世的传媒报道，都可能被指为非法披露国家机密。
又如煽动罪，行为带有煽动意图，包括引起香港人对“国家根本制度”、“特区的宪制秩序”及相关机构的“憎恨”、“藐视”、“对其离叛”，即罪犯国安。不过，人权专家指出，这些关键观念内涵不清却不加定义，当局可以随意发挥，加以误用及滥用，对付不同政见者。例如在公众地方呼喊某些口号，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被指损害国家安全。
专家的批评不胜尽录。关键是，六位均是国际人权法的最权威代表，特区当局要提出比他们更权威更令国际信服的反驳，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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