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4条的推出与香港23条的通过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是冲突打架的关系。图为台商工厂示意图。
3月19日，中国有两大新闻。
一个是中共国务院出台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
该方案提出了5方面共24条措施，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加大政策力度，提升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等。
另一是当晚香港立法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延宕了近27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
23条全面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可能有人会问：北京24条的推出与香港23条的通过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但不是协调一致的关系，而是冲突打架的关系。
此话怎讲？且听我慢慢道来。
中南海当下最头疼的是什么？莫过于经济一蹶不振。而外商大规模撤离，则是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以往的经济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的助力，现在外商大规模撤离中共能不急吗？当然急。而且不是一般的急，是很急，非常急。
为了稳住和重新吸引外商，从去年到现在，北京可没少花力气，不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再高调表态“中国（中共）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涵盖的面不可谓不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如何呢？至今未见成效。新的24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
比之于之前出台的吸引外资的措施，新24条的力度显然更大。但问题是，之前的措施未见效，新24条就会见效吗？我认为也不会。
外资外企近年来之所以会大规模撤离，主要原因无非两点，一个是受中美、中欧之间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因为习近平改变了邓、江和胡时代的中共路线，在安全与经济两者之间更强调所谓的安全而不是经济。随着政治管控的强化，特别是反间谍法、保密法等的实施，中国经济明显趋于政治化，外商在中国的经营环境自然越来越差，经营风险自然也越来越大。
撇开前者不论，中共出台的一系列所谓扩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政策，其着眼点无非就是表示要改善外商的经营环境，降低他们的经营风险。但中共的承诺有人信吗？没人信。
《华尔街日报》说，虽然北京已经做出各种姿态来重申政策，以消除海外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障碍，但其中许多行动尚未付诸实践。在中国国内，外国企业高管越来越多地描述了一种“承诺疲劳感”。
欧盟在华商会日前报告指出，由于在中国商业环境逐渐政治化，近年来企业面临的风险倍增。在欧盟商会2023年商业信心调查中，创纪录的64%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做生意比去年同期更困难。
报告写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整体商业环境变得更加政治化。企业很难把握包括国安法规在内的宽泛模糊的规则。
美国在华商会2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会员企业对中国进一步向外资企业开放市场缺乏信心。许多企业表示，由于双边关系紧张、监管不一致和成本上升，他们选择限制投资，专注于发展核心业务。
为什么外商不相信中共会真的改善经营环境？因为中共以往干的不守承诺背信弃义的事太多了，不仅在国内没信用，在国际社会也没信用了。
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共一边信誓旦旦承诺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把国门敞得更大更开，一边却仍在继续强化政治管控，把经济与安全捆绑在一起。
形象地讲，这就像一扇大门虽然比以前开得大了，但门上却装了更多的监控，门后还增加了许多警犬和士兵。尽管主人热情地招呼外面的人进去，谁敢进去？谁不怕进门后会遭遇不测？
继反间谍法、保密法之后通过的香港23条，可谓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
法新社引述国际银行经济学家指出，23条立法最大的风险是令人“越来越不知道红线在哪”，原因是银行、投资者及很多公司都依赖研究、经济数据或尽职调查报告，但这些资料可能属于“国家机密”。香港瑞典商会则称23条立法让香港进入“未经测试、未知的水域”，这会对其会员进行研究或尽职调查有负面影响。
前港督彭定康表示，23条立法得到通过是“香港人权和法治棺材上的另一根大钉。中（共）国政府更进一步、可耻地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怎会再有人相信习近平其极权政权作出的任何承诺？世界各地的政府、议会及投资者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说白了，23条就是香港继《国安法》之后，又一把悬在外资外商头上的利剑，必将使香港开放进一步走向封闭。在它的阴云笼罩之下，外商怎会相信中共的开放承诺，留在香港或来投资经商？
一言以蔽之，只要反间谍法、保密法和香港23条等恶法在，别说是北京24条，即便未来推出再多力度再大的措施，惊魂未定的外商也不敢再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