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10点，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成立。据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三位末代领导层，前主席（工运领导人）李卓人有期徒刑7年，前副主席（香港大律师邹幸彤）7年3个月，前副主席（前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香港大律师）何俊仁5年2个月。
另一被告——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港元，限3个月内缴交。
整个宣判不过7分钟。香港媒体则为这场不公正的宣判大声鼓噪叫好。
支联会与八九民运息息相关
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举行支持八九民运的200万人大游行中成立，设有“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五大工作纲领。每年组织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大游行和爱心寄天安门母亲等活动。2014年4月26日，成立了《六四纪念馆》，征集、保存了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直到2020年被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为由禁止了支联会组织的六四大游行和维园烛光晚会。
2021年9月，三位领导人被起诉，支联会同月底解散，结束了32年的光辉历程。
“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
判处最重的是邹幸彤，笔者以为这与两天前邹在美国Patreon发布公开信《努力记住我们失去了什么》摆脱不了干系，对香港社会的威吓作用极为明显。
邹幸彤文中说明“就支联会案，定罪基础其实只关乎‘结束一党专政‘，法庭强调了悼念六四本身并不犯法。而且，犯罪行为只限于2020年七月之后的行为，之前30多年来的事情，只是背景，并不违法。“
之后，她誊抄了控方的《没收物品清单》，包括大量有关六四的纪录、书籍、物品。其中有支联会搜集的“绝版的孤本，血泪写成的证据”。邹幸彤特别指出，“清单”中的雕塑《国殇之柱》并不属于之支联会。
邹幸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案子就是借对个别口号的上纲上线来清洗记忆，特别是六四的记忆。现在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没收，不就是这一意图的最好证明吗？让支联会多年来收集的历史记录永远消失，大概比把我们几个人关起来更为重要。因此，判刑才不是主菜呢，如何“判处”那些不是证物的证物才是。”
判处的“主菜”之一——《国殇之柱》
特别需要说一下《国殇之柱》。它的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系列作品创作于1993至1995年，原被称为“耻辱诺贝尔奖”，是为纪念世界各地发生的反人类重大罪行而创作，雕像是用扭曲的身躯和痛苦的人像累积成柱，象征血腥镇压，包含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及原住民等各个种族，同一雕塑可纪念不同罪行。
1997年5月31日下午，一座“国殇之柱”从丹麦运抵香港。6月3日，支联会把它运到维多利亚公园拆箱，并在高志活亲自指导下完成组装，于翌日的“六四事件八周年烛光集会”公开展示。它的基座正面以红字刻有简化字楷书“六四屠杀”和草书“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背面也有同样的英文语句，以纪念六四大屠杀。集会结束后，6月5日凌晨3时左右，由香港大学十几名同学护送运往校园展示，后被轮流在香港多所大学展示。它最后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背靠香港大学学生会正门。《国殇之柱》原本是铁锈色的，2008年4月30日起，由支联会和四五行动成员将之漆成橙色，回应橙色运动。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和港大学生一起洗刷《国殇之柱》。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通过《港区国安法》，并同日在香港实施。《国殇之柱》2021年底遭港大校方拆卸移走后，于2023年被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作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证物予以扣押。高志活多次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拥有该艺术品的私人所有权。在支联会案进入审结与判刑阶段之际，控方以该雕塑曾被用于宣传颠覆主张为由，要求没收后，高志活表达强烈不满，呼吁法庭切勿下令没收或销毁作品，并要求提供充足时间将雕像运回欧洲。
今天香港高院法官李运腾表示，对《国殇之柱》证物，会另择日子处理，并指出邹幸彤并非物主，若想参与聆讯须另行书面陈词解释。
“国殇之柱”共有6座，除香港外，另外5座分别位于意大利罗马、墨西哥墨西哥城、巴西巴西利亚、丹麦哥本哈根与德国柏林。高志活多次要求归还《国殇之柱》，不仅是合理要求，也是给香港高院下台阶，但愿香港高院的处理与上述5国不要形成高低上下的对比，不要再制造出人权丑闻。
“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这是李卓人在狱中发出的呼吁，但是香港高院对“反送中”人士数年的一系列审判，都是对人权和良知的践踏，是六四镇压可耻的继续，令香港法制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