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官沈智慧对四名港大学生处以重刑，判监两年，除了显示她判案严厉，也反映她的无知。
两年监禁，是要惩罚四名被告大学生策划并通过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的议案，向袭警然后自杀身亡的五十岁男子梁健辉致意，并表示哀悼。这里先不讨论向蓄意伤人者致意及哀悼，是否等同“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因为四人已向法庭认罪，但单是两年刑期的考虑，法官的想法已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两年刑期是什么概念？三名惩教人员对一名囚犯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被判罪成，判监十六个月；一名警司光顾自己有份审批酒牌的食肆，贪取折扣，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监一年。相比之下，学生会评议会四名代表参与制订的议案造成什么实际损害呢？
更何况，四人其后大多公开道歉，并撤回议案，更全部辞去评议会职位，原来的声明还剩下多少煽动效力，未见法官有何说明。若说判刑与煽动后果大小无关，又跟什么有关？若说跟文字内容有关，再比较类似案件，过去三宗“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甚至明言“齐斩黑警人人有责”、“支持以最暴力行动以示革命之心”等等暴力讯息，判刑也是六个月至十个月。何以今次如此重判呢？
两年监禁的原因，据沈智慧法官解释，是他们滥用权力，公器私用，运用学生评议会的代表性，以社交媒体广播会议进程，发出煽惑伤人的言论，引起本地及国际传媒关注，令社会撕裂及仇警情绪重现。在沈法官眼中，他们的做法，是“任何正常合理的人”都共认是罪行。
法官的上述意见，看来是基于自己的直觉，多以调查研究或者案例总结。不错，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学生组织，因为成员不单包括一人一票产生的学生会代表，更有其他属会代表，以至一些普选的评议员。但沈法官只看到评议会的代表性，却看不到几位被告都是代表，一切需要依章程行事。他们有权提出学生关心的议题，即使议题与学生的直接利益无关，也可以通过议案表达港大同学的声音。与此同时，必须尽快及全面向同学交代，继续取得支持，否则可能要问责下台。
因此，学生会评议会向行凶者致歉及致哀或有不恰当，但正如其中一名被告求情时指出，梁健辉刺警后自杀，很多同学及市民当时觉得警察应有此报，对梁也就产生同情，所以评议员把事件列入议程及参与讨论，是反映民情，而议案获得通过，也显示得到多数学生代表的支持，不是个别人可以操纵的结果。沈法官可以极度不满意议案的内容，但她若不能提出具体证据，证明整个议案的提出、讨论和通过违反议事规程，或者操控投票，或者逃避向选民问责，试问又如何指控他们滥用权力、公器私用？
法官又指议案经四名被告策划和部署，因为评议会主席（第一被告）读出议案，由第二、第三被告当动议人及和议人，并邀请动议人发言，第四被告稍后亦参与意见，可见是共同犯案，各有角色，少了一位也不能通过议案。其实法官若说他们开会前早有预谋，其实需要独立的证据，而不是读出原有的案情，加上自己的猜测可以断定。稍有参与港大学生会会议经验的都知道，议案的内容、动议、和议、讨论，大可临场决定参与，真不知法官根据什么证明，没有他们参与，尤其是只参与讨论的第四报告，议案就不能通过。
再者，学生会评议会以社交媒体广播会议内容，首先是尽职行为，让港大学生即时全面掌握学生代表的一言一行，倘有不满，大可提出反对，组织抗议，以民意甚至公投推翻决议，这是港大学生会的民主传统。沈法官当然可以大胆假设，认定此举只求引起媒体关注，但必须小心求证，拿出证据来，不能一而再地由既有事实去推论仍未查明的指控。
沈法官又说，议案可令社会撕裂和仇警重现。但问题不仅是夸大议案撕裂社会的能力，也同时低估社会撕裂的现状，因为即使议案没有了，只要政府无心促成社会和解，政治制度让亲北京主流派一家独大，撕裂将永远无法修补。
法治讲求法理和证据，不能无的放矢，随心所欲，例如单凭后果猜测前因，或者基于直觉多于分析来判案。否则的话，又跟那些只看国安法官绝大多数案件都判控方胜诉，便一口咬定他们尽忠报国而结论先行，又有何分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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