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权力核心外围的一些建制派人物，近日纷纷公开表达忧虑，他们深恐《国安法》治港下，政治整肃继续蔓延，由针对“硬对抗”扩大至仿似无处不在的“软对抗”，但由此营造的紧张气氛，将不利社会团结，也有碍香港复常。
他们的批评有两点切中时弊。一是香港“由乱入治”还是“由乱入乱”，其实说不清，因为真的“由乱入治”，当权者应该一切都满有把握。香港若非仍处于乱局，中央领导人又怎会说“乱的根源尚未根除”、“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等等，而特区官员亦一再明言，有人通过“软对抗”行为和言论“激化社会大众”，可见在他们眼中，国安问题仍须努力。经济方面，疫情过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总产值至今未重返疫前水平，但第二季又再出现经济倒退，若未来两季未见改善，香港将再次面对衰退，唯一未确定的只是衰退加通缩，还是衰退加滞胀。讲了一段时间的“由治及兴”，若非无能为力，起码依然是遥不可及。
第二点更重要。国安执法行动频频，而且高调行事，如今更考虑扩大打击面，以对付无法清楚界定的“软对抗”。进一步的扩大，除了象征社会仍不稳定，生活环境欠祥和，更代表政治紧箍咒将没完没了，《港区国安法》之后，又来《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到时管制会比现时多，在去留之间犹疑的香港人将会多一个理由溜走，外资也不愿回来，经济发展又多了块绊脚石。
其实香港“由乱及治”，历史上早已有之，北京要打破眼前的僵局，大可借鉴六七年暴动后港英政府的经验。当年港英成功“由乱及治”，除了打击左派暴徒深得民心之外，更依循一套管治策略。首先是人事调动，以宣示建设年代的开始。六七年镇压暴动的主力人物四人之中，除港督戴麟趾，还有防卫司姫达、华民政务司何礼文和辅政司祈济时。平乱后，除了姫达，其他三人都于几年内纷纷引退，姬达则转至贸易发展局丶工商署任职，五年后才返回政府总部，其后再出任廉政专员。这样的人事部署一举两得，因为他们让出高位，新任港督麦理浩便可挑选自己的班底，推行新政，同时避免招惹本港左派对镇压者的反感，以助修复社会裂痕。
第二是提升香港的发展水平，从而拉近同邻近地区的距离，建立香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在超过十年的港督任期中，麦理浩除了维持一个自由的营商环境，保持经济增长之外，重中之重是建立廉政公署，革除官僚贪污舞弊的不正之风，赢取市民的信任。
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服务，例如十年建屋计划、免费教育由六年增至九年丶兴建地下铁路、加强劳工权益保障丶增加社会福利、成立消费者委员会、提升康乐文化设施、发展新市镇等等，除了多方面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质素，提高市民的知识和能力，也设立渠道让市民申诉以讨回公道（如举报贪污、劳资审裁署、消费者投诉）。
六七暴动之后，严苛恶法如煽动罪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亦备而不用，香港又回复一个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间中也有镇压公民活动，但并不多见。大部分日子，都让不同政见通过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传“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阐述三民主义和反攻大陆，有人主张香港独立，也有杂志散播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大谈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国际负责人香港也可找到，但这一切不碍香港的繁荣安定，反而兼容并包，逐渐成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再看眼前，新法律炼成新香港，言论自由的香港已经一去不返。《国安法》下，政治反对派被消音，发表政治异议的媒体被瓦解，工会被迫解散，甚至公民组织上街请愿也困难重重，非常态变了常态，香港可以怎样复常？社会发展方面，不要说公共房屋计划丶医疗保险融资丶退休保障等等，至今仍无突破，甚至强积金对冲长期服务金也搞得拖泥带水，香港人如何安身立命，更不要说引以自豪。
身份认同上，一国大两制小之下，香港逐渐成为大湾区的一个城市，又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超越邻近地方，或树立独特之处，追寻自己与别不同的身份？最后，铁腕酷吏完成任务不但未见引退，反而官升一级，又如何令人感到香港正重回经济发展丶追求社会复和及政治沟通的旧常态？
明白麦理浩年代和当今之别，自然也明白香港和复常的距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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