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香港，当局倾注全力搞活夜市来振兴经济，表面上十分可笑，其实笑中有泪，因为正当香港身不由己，经济格局跌入下滑及降级的轨道，以国家安全为本的特区班子，唯一可为的应对之策，可能就剩下这一招了。
从一开始，特区当局放弃同新加坡较量，有其自知之明，反正过去一年，新加坡遥遥领先，人家邀得英超劲旅到来比赛，我们只有曼联U16（十六岁以下青年军），他们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香港有的是“夜缤纷”启动礼，回避竞争非常合理，没比较也就没有伤害。
显然，当局取易不取难，反正大陆旅客占比大幅上升，由今年初不到六成，七月已接近八成半，因此市场目标对准大陆客，而大搞地摊市集、放烟花、花车游行、美食节之类，无疑更符合大陆跨省游旅客的期望。不过，如是者，香港不仅品牌地位下降，沦为低一档的城市，其商业及经济价值以至服务收费和人工报酬，看来也难免同步向下调整。
除了吸引大陆旅客，搞活夜市的目的也在于刺激内部消费，并且粉饰太平，以示“由治入兴”。暂且不谈后者，单从经济看，夜市淡静，是供求及价格问题。供求上，香港晚市服务需求疲弱，市民周末又宁愿到深圳消费，关乎本港的服务是否可满足消费者需要，价格又是否符合期望。这些市场问题，经营者只能接受市场挑战，灵活变通适者生存，政府若越俎代庖，介入无效则浪费公帑，即使有效，也阻延市场发挥竞争力，追上新形势，满足新需要。
其实疫情过后，私人消费显著增加，由占国民生产总值（以开支计）65%左右，增至今年第二季的76%，只是食物及住宿开支占比，较疫前降低，不过即使回到十年八年前的高峰期，占比也只到3.5%左右，因此当局及商界催谷晚市，或可聊胜于无，增加1%到1.5%国民生产总值（约三四百亿港元），但真要提振经济，必须面对三类经济活动的不济表现。
一是占国民生产总值近两成的贸易活动，正持续下降，今年第二季出口总值比上年下跌15.2%，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丶美国、欧盟等地跌幅最大；二是投资额在第二季微跌，其中涉及机器、设备和知识产权的投资，更下跌约百分之十，反映投资者欠缺信心，也令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三是资产市场低迷，由金融到物业市场都反复往下走，倘若无法扭转劣势，不仅超过三成生产总值受到冲击，也会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述三大问题犹如三座大山，全面阻挡香港的经济发展，但特区当局只选择强力回应另一个问题—夜市消费衰颓，不外两大考虑。一是无能为力，官方的说法，指香港的隐忧源于大陆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环球经济欠佳、息口上升等等所致。其实更直截了当的说，就是香港对中国经济的过度倚赖，一旦中国对内陷入难以自拔的经济危机，对外与西方关系紧张，香港经济亦难逃宿命，与中国同步下滑。
换言之，中国经济危机首先解脱，香港才有转机。简单来讲，眼前中国面对三项根本难题：一是生育率低，年青人比率下降，时间越向前推移，人口老化越加剧，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中国必须持续但又更难持续高增长的发展；二是中美关系对立，地缘政治紧张，美国及其盟友一面禁止向中国输入先进科技，阻碍中国的生产技术更新，一面改变对中国产品的倚赖，起码将部分供应链转至其他国家，也导致外国在华投资金额下降；三是政府债务严重，据《华尔街日报》估计，单是地方政府的欠债总数，高达国民生产总值（2022年）的95%（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大大约束了以财政措施刺激经济的能力。
面对这三个巨大无比的难题，第二次回归后的香港更显得毫无作用，甚至成为北京的负累。例如《国安法》下，香港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定期成为美英欧盟等地政府组织的批评对象，令已经恶化的中外国际关系变本加厉，而香港早已成为美国高科技的禁运地带，“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日后落成，也不能让两地共享美国最新颖的科技仪器。至于移居外地的二十万香港人，北京可以输出大量专才，但除非那批专才对经济毫无贡献，他们来港另谋出路又怎会不影响大陆的发展？
当大问题无处着手，特区当局没有放弃，为只有几个百分点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而发奋，实在用心良苦，最后招来掌声也好嘘声也好，也可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暂且忘却不能克服只能承受的更大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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