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下令改造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转由中央直接领导，名称改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倘若名符其实，亦等于四十年前约定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正式宣布走样变形。
亲政府传媒都强调，今次改组是港澳办升格，代表中央更重视香港，有利香港“由治及兴”。这样说，难道中央过去不够重视香港？当然不是。1967年暴动，中共没有收回香港，是重视它对封闭年代大陆的作用。香港前途谈判，北京与伦敦签订《联合声明》，确保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是重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回归之后《国安法》之前，通过代理人治港，不论是商人、公务员还是党员，尽量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也是基于重视香港对国家发展的价值。
不同时期，中共对香港都非常重视，只是策略和方法各有不同，落实香港政策的组织和行动也按不同需要而先后有分别而已。可见关键不是重视与否，而是重视什么，由于每时期的任务重点以至规模不同，所以需要通过不同的工作组织去达成目的。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工作任务的转移，而组织因应作出转变，这也是中共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的厉害所在。
回归头七年，治港任务主要交给特区政府，中联办及港澳办从旁协助。2003年，50万人示威，特区当局撤回23条（即国家安全）立法，北京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从宪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香港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中联办更担当介入香港政治的角色，在选举工程、群众组织及统一战线等等担当重任。
2019年反修例运动风起云涌，11月底区议会选举亲北京政团崩盘式落败，中共应对形势，于2020年初，由协调小组改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置办公室，主任一职由港澳办主任兼任。《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除了由特区政府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特首任主席，中联办主任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北京亦在香港设立中央国安公署。
演变至今，涉及香港事务的大陆部门包括中联办、港澳办、国家安全部、部级的经济工作及发展规划部门丶外交部、解放军，还有毗邻的广东省委等等。若再像过往由中联办主任为香港党委书记，级别不一定比来自其他部委的成员高，同时不少国家安全以至经济策略的具体措施都来自中共顶层的决定，部分亦牵涉广东省的利益，香港党委不能一锤定音。但若果事事向中央领导小组禀报，倒不如由决策到执行都由领导小组自己一手负责。更何况已设置的办公室，与国务院港澳办的功能重叠，因此不论从效率到权威，由中央领导的港澳部门全权负责更顺理成章。
自然不过，伴随港澳办的升格，就是特区政府的降格。首先是发展方向，香港当局无权主导，因为中央港澳办的出现，正式代表香港未来是国家的任务，牵涉众多国家级部门的努力和协作，香港只能参与其中，接受中央派给的角色。今后行政长官每年一度的施政报告，若不事先奏准中央，便只能在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发展决策之中，寻找剩下的空间。
今次香港事务机构改组也显示中央对特区政府欠缺信心。改组的目的，据称除了落实一国两制、掌握全面管治权、方便香港融入国家大局等等，还包括保障民生福祉。换言之，中央不相信没有他们的指挥，特区政府可凭一己之力，保障民生福祉。但事实也确是如此，报载简约公屋如无中联办居中“箍票”（拉票），立法会能否通过拨款要求也是疑问。
如是者，由中央主导香港的内政，问题不仅关乎香港高度自治的存亡，或者香港与大陆利益之间是否偏重后者，更是香港的公帑是否用得其所。例如简约公屋，造价昂贵固然无法令人信服，同样值得留意是，特首（每月约四十五万港元）甚至负责官员（每月约三十六万元）支取的人工，都比英美日三国首相人工还要高（年薪二十至四十万美元），施政却招致社会不满，何不废取整个问责班子省回大量公帑，反正决策由中央港澳办拍板，具体工作由公务员执行，他们还有何存在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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