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以极速为香港炮制《国家安全法》，全程只有宣传，没有谘询，当然更没有真相。
《国安法》没有半点内容，连草案的点滴也不允透露，便动员围内组织同声热烈支持。「只要信、不要问」，是他们身为极权体制一部分的习惯以至认证，不足为怪，但单凭统一的宣传口径制造气势，迫使其他人接受现实，未免自欺但不能欺人。
究竟《国安法》是否有追溯力、罪行定义是否清晰、刑责是否必要、执法是否不受香港法律规管、检控是否遵守现行检控规则、审讯是否公开、受害人是否假定无罪、定罪准则是否达到无合理怀疑之处、审讯地是否在香港等等，一概是未知之数，更无任何承诺可言。因此不要说一贯反对政府的六成香港人不禁怀疑，不少政治取向中立以至支持政府者都难免有所疑虑。
不过，亲北京组织众口一声热烈拥护立法，还号称二、三百万人支持，不外说明不单「一国一制」严阵以待，中共宣传文化亦大军压境。其实真的有二、三百万人支持，北京又何须突击立法，更何须鬼鬼祟祟，黑箱作业，违反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所须遵守的《立法法》。
结果事实胜于宣传，《明报》委托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国安法》有意见的受访者当中，超过七成反对北京给香港订立该法，赞成者不到三成。北京眼中所谓《国安法》得到香港人普遍支持，原来等于普遍受到香港人的反对。
类似的宣传谬误，同样见诸特首林郑月娥支持立法的理据。一是多数国家都有《国安法》，反对立法的欧美国家只是双重标准。其实欧美国家是以法治（合规范的执法，检控，司法）和民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从而寻求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的平衡，眼下的香港如何跟人家比拟，不必多说了。
即使撇开此点，单从二零零三年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即可看到，正是当时《国安法》重国安、轻人权，连立法会部份商界利益代表也不收货，最后票数不过半才告拉倒。特区当局应汲取历史教训，加强人权保障再行国安立法，理所当然，而不是寸步不让，再由北京直接发办。当局要搞清楚，问题不在双重标准，不在于订立《国安法》，而在于没有自行立法，也不寻求国安与人权的平衡，却以强权压服商界以至大多数香港人。
林郑又说《国安法》只针对极少数人，若不触犯四项罪行便不用担心。问题首先不在有多少人受罪，更在于这四项罪行是否定义明确，会否侵犯言论自由和抵触人权。例如二零一五年北京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人士及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等的总人数不到五百人，占十四亿人口的极少数。但难道因为人数比例极少，当局就可以为所欲为，镇压依法维权的活动？
中共建国以来打击异己的劣迹斑斑暂且不说，单是近年在法治方面的国际评价已够令人担忧。「全球公义计划」（World Justice Project）今年初的报告指出，在一百二十六个被评核的地区中，中国位列八十二，较二零一五年下降十一位。其中「政府权利的制约」排全球倒数第八，「基本权利」更是包尾第六。反观香港，全球位居第十六名，要一个法治排名八十二的国家替它立法，不作谘询，还可能交由权力受制约程度排名更低的大陆人员在港执法，林郑又管得了他们针对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呢？香港人拒绝去年的「送中」条例，正是因为害怕中港法制的防火墙受损，眼下的《国安法》更是变本加厉，香港人又怎会接受呢？
最后，有说《国安法》即使千差万错，总能恢复香港的秩序，因此值得支持。但此说不但舍本逐末，忘了社会噪动源于政治体制封闭再加警暴横行，更且是饮鸩止渴，食毒品止痛一样，因为中共出品的《国安法》，一贯视异见为颠覆，把言论当作行动入罪，当铁腕手段禁闭人权，即使可换取社会的鸦雀无声，香港人失去自由，香港也将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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