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实施三年半有余，特区当局早已大权在握，施政随心所欲，只是经济状况日走下坡，说好的“由治及兴”无法找数。不过，尽管特区高官束手无策，但只要振振有词，说好香港故事，不失“爱国”立场，能否走出经济低迷，看来大可一切随风。
三年疫情过后，香港复苏情况与中国大陆同样远逊于预期。股市楼市表现不济，零售物流贸易等行业纷纷下滑，2023年整体经济增长估计只有3.3%，总产值比2018年还有不如。换言之，转眼之间，香港失落了五年。
同样无法否定的，香港已被新加坡抛离了。国际舆论近年的共识是，不论经济表现、管治效能、言论自由等，新加坡都领先香港。1997年，两地人均年度收入十分接近（香港领先新加坡不到4%），但至2023年中，新加坡的收入已超过香港七成。
疫情期间，特区当局紧跟大陆，推行以严防人口流动为主的清零政策，但新加坡防疫措施则以注射先进疫苗为主，更特别针对长者，结果疫情死亡率远低于香港（约三分一而已），更显得新加坡处事手法灵活变通。甚至在言论自由方面，新加坡近年稍稍放松公民自由权利，例如劳动节，有数百人集会为外劳争取权益，反观香港却与昔日的新加坡换位，变成和谐至上，鸦雀无声。
简单说，新加坡与香港之别，是前者的价值、政策、制度较接近西方国家，自然可让这些国家的企业、投资者以至专业人士较易适应。反观香港，随着《国安法》的实施，中港两地制度拉近，香港与西方国家的距离扩阔，美国甚至对香港实施高科技贸易禁运，因此新加坡对外国企业及人员的吸引力，也就比香港优胜。
其实新港两地能否吸引外资，不在乎两地政府怎样说好自己的故事，更重要是西方智库组织的定期评估，通过他们系统地比较各地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让人作出投资和就业的决定。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表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过去20多年一直名列榜首，基金会的报告等于免费宣扬香港的市场自由全球第一，是寻找经济机会的好地方。但到了2021年，《国安法》实施八个月后，传统基金会从评级对象之中剔除香港，因为香港与中国制度差异不大，没需要分开评级，两者合计即可，也就变相宣告“一国两制”正式结束，去大陆和香港投资的风险同级。
其他取态较温和的智库，亦指出香港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如去年底，加拿大菲沙（Fraser）研究所及美国加图（Cato）研究所发表“人类自由指数”排名，便指香港跌至46位，比2022年再跌12位。同时，香港虽然在经济自由一项排第二（新加坡第一），但法治及言论自由分数均下跌，人身自由排名跌至82位，集会及结社自由更降至第146位（全部165个地方）。再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按照“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等四方面分析竞争力，结果香港由前年全球第5位跌至第7位，落后于新加坡及台湾。
香港当局若真的在意挽回昔日的光辉，便不能没有西方资金、投资者及专业人才的参与，也因此必须以这些智库表现评估的标准为工作指标，具体改善每项要求，谋求评估机构的认同，再赢取外资回心转意。
相反，面对困局或劣评，特区高官不是嘴炮唱好，就是战狼反噬，但同样无补于事。例如香港金融业不振，股市低迷疲软，上市生意淡薄，特首无疑努力大声唱好，左一句香港有国家支持又有“一国两制”，将继续是中国的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为亚洲及全球企业创造机遇”，右一句“香港是国际金融市场间不可或缺的资本桥梁”，“担当超级连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联系东西”，必定作出贡献云云，但口号连篇有助改变困局吗？既然一向如此，又何来眼下的凄迷状况？
同样，战狼上身，如政务司长痛骂评级机构穆迪，直斥其抹黑香港，更指是美国不断寻找机会，透过香港，企图压制内地发展，只因为穆迪下调香港评级展望至“负面”，并指《国安法》和选举制度“完善”后，降低香港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不错，破口大骂，便可避过穆迪提出那些投资者难以释疑的问题，但看过官员的七情上面，跨国企业最后会相信穆迪的评级，还是官员的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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