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如特区当局所说，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一场动乱，严重损害社会秩序，甚至危害国家安全，所以需要一套加辣的《国安法》，严刑峻法应对局面。那些直接及间接引发这场群众运动的官员和机构，更是责无旁贷，需要承担危害国安的法律责任。何以眼下国安立法未见讨论？
更具体说，前特首林郑月娥面对二百万人上街反对，坚持不撤回“送中条例”，直至社会抗争运动的规模扩大，暴力程度升级，才于三个月之后，宣布撤回修例建议，但继续拒绝成立调查委员会，追究官民冲突的原因和责任，结果令政府失去民意支持，长期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社会亦没法复常。
又如警方，当年六月十二日开始，以枪弹镇压包围立法会的和平示威群众，导致多人受伤，更把示威行动定性为暴动，引起市民强烈不满，警民关系自此破裂。根据一项学术研究的调查发现，多数人投身反修例运动，以至越走越前，又或者和平示威者对群众运动的暴力程度升级深表同情，都出于不满警暴行为，同时讨厌当局拒不调查警暴，也没有尽力修补社会撕裂。
民无信不立。施政违背民心，加上警暴历历在目，明显令市民对特区政府失去信心，导致反修例运动持续而且升级，社会动荡不安。因此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单单针对民间，也需要有力约制官方的失当行为，确保施政以民为本，没理由放过那些冥顽不灵，故意挑衅民众情绪，严重撕裂社会的官方决策和行动。
不过，官方的国安法咨询文件却严宽无度，一方面宽宏大量，对于官员施政错误导致政府面对真正或潜在的重大冲击不加惩罚，甚至毫无戒备，另一方面则扩阔国家安全观念，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达到二十个，可说无所不包，任何事都可纳入国家安全的规管。同时，国安立法的范围也远远超过《基本法》所规定的七类活动，而增加国家权力的目的，不仅是要克服真实的国安问题，还足可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可能出现”四个字。所谓可能出现，意思是不一定会出现，代表《国安法》的任务除了打击真正导致国安风险的行为（官方造成的不计），还包括未必会带来风险的行动。换言之，《国安法》是授权官方超大权力，不必计较针对的对象及行动是否一定或者有颇大机会引起国安风险，只要认定有可能出问题，即使机会不大，都可以一概赶尽杀绝。因此，政府取缔的范围不止于带有暴力的反政府行动，也包括那些不暴力但被视为有意图煽动仇恨政府的行动，否则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虽然不一定）演变成暴力对抗，所以政府需要先发制人。
同样，行动源于思想和言论，当局也不会放过言论。国安立法首先要取缔指为有意煽动仇恨政府的言论，即使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言论，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绝对不能手软，以免言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变成反政府行动的导火线，然后再演变成颠覆国家的活动。但怎样可以由言论变成暴乱，两者有何直接及即时的因果关系，便不见咨询文件论述了。
如此国家安全观念，除了严厉对待民间，宽厚对待官员，更建基于一套香港人非常陌生的价值观。首先是官员原来觉得自己没有施政失误，2019年冲击香港的群众运动与他们无关，因为一切问题源自“反中乱港”的香港坏分子，加上外国势力推波助澜，官员无须负上任何责任。其次是执政者强行立法加上警暴没问题，反而由两者引起的强烈民间反抗，以至批评政府和发泄不满的声音，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通过国安立法，严刑峻法，扩张以言入罪的范围，便可以解决指出问题的人，所谓施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是政府处事大可亮剑多于争取民意，以镇压反对力量和异见声音，多于以事实、论据和价值观赢取多数香港人的支持，显示无意把施政建基于民意认同之上。从咨询文件看到，一个无视施政失败可引起社会危机的特区政府，虽然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握有更大权力，但还感到特区的问题出于权力太少不是太多，市民的自由是太多不是太少，他日在新国安法的庇荫下，官民权力强弱悬殊的差距进一步拉阔，下一步香港往何处去，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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