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治及兴原来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口号治港的降临。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提出香港由治及兴的“五项需要”，包括需要紧守国家安全的底线、发挥“一国两制”的繁荣稳定的作用、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及独特地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新思维创造香港的新天地等等。
“五项需要”势将成为特区今后施政的纲领，本身无可厚非。不过，纲领若不基于审时度势，加上欠缺具体办法，结果既不能认清矛盾对准焦点，也无制订有效措施，施政纲领流于口号，并不能对症下药。例如夏宝龙主张由治及兴的关键是，巩固及发挥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并指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问题是过去四年，随着股市长期低迷、公司市值下滑、集资金额骤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渐退色。同时，香港对中国经济倚赖与日俱增，但中美关系吃紧，中国外贸放缓，亦削弱贸易及航运对香港的经济贡献。因此香港的问题不是巩固更不是发挥优势，而是尽量挽回已经失去的优势。
再如香港需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疫情过后，由于两地价格差距大，再加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大量香港人选择到深圳消费，但大陆到港旅客却减少，令本港内部消费市场疲弱不振。可见，问题出于香港人太过融入大湾区生活，以至有损本港经济，但当局却束手无策，只因两地融合的宏大目标，大得掩盖两地的竞争关系，也不容计较加强融合对香港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五大需要都是一些观念，除上述的不能切中时弊的，也有些难以令人信服。例如夏宝龙说：“实现由治及兴，需要守牢国家安全的底线，才能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不过，2020年之前，香港一条《国安法》也没有，经济大致上繁荣向上，比五年后的今天还要好，难道那些年的繁荣是假象吗？北京可以辩说，当年香港虽然繁荣，但不算“高质量发展”。但眼下香港，国安法一条变两条，经济不景气挥之不去，难道这就是高质量发展？
再者，五项需要所树立的目标，陈义甚高，但如何达标却显得不知所措。例如“需要把香港的独特优势巩固好、发挥好”，就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引进全球高端创新人才”、“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打造高增值海运服务业”、“建设智慧港口”等等项目。不错，每个项目活动都达成，当然能够巩固及发挥到香港的独特优势了。但如何才可以做到？试问一个自己的人才也留不住的地方，可以向全球招引人才过来吗？一个地方实施一套欧美社会十分戒惧的国家安全系统，可以通过发展金融科技挽回欧美资本的信心吗？一个港口经营成本比邻近地方高，但货物来源或目的地大多是大陆各地，究竟要增值多少，才能胜过大陆的对手？
除了高举目标，中央还有的是不会错的原则。例如夏宝龙要求香港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市场等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构筑香港竞争新优势。”相信大家不能同意更多，但怎样“选择”，又如何取舍什么产业、模式，才能取得什么的新优势？
夏宝龙又劝勉大家，要以香港作为桥梁，“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应变、求变”，以解决问题。问题是，当欧美国家大多强烈反对《国安法》，香港在制度上与大陆进一步拉近，又如何取信欧美，与他们“连接”？《国安法》对“外部势力”加强戒备，香港又可以有什么“创新”“求变”的“新思维”？
中央大员为香港设定目标，但明确措施欠奉，只是千叮万嘱，“五项需要”再加“四个坚信”*，最后更讲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意思清楚不过，连串口号之后，香港的发展目标既定，中央任务完成，最后能否达标，责任全在特区首长和政府。
“五需四信”之下，特区已进入口号政治的年代。一轮口号之后，其他不说，特区当局面对独力承担的责任，或者明知中央对“五需四信”煞有介事，又怎会自把自为，因此任何重大施政措施出台之前，甚至之后，又怎会不积极探听以至主动请教上方，而香港特区的自治权和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辖权，到此也就得到完美的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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