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本地立法之前，两间跨国会计师楼——德勤（Deloitte）和毕马威（KPMG），据报道都要求外地人员来港上班时带备用完即弃的手机，也有跨国律师行限制香港公司的人员使用其国际数据库，他们的目的显然是避免员工误堕法网，成为国家安全的罪人。
经过一个月公开咨询，立即以一星期完成立法程序，新国安法已成法律。这些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可否安心放下这些防备措施吗？恐怕不可以。较一个月前唯一肯定的，只有一点：他们与香港特区官员之间根本是鸡同鸭讲。
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今时今日当然没有公开表达，但从西方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可见一斑。本地国安立法通过后，欧美日澳传媒的批评不绝于耳，主要从两方面着眼，一是指立法进一步摧毁香港的自治、法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另一些则聚焦于国际投资者挥不去的疑虑，以至香港营商环境的新风险。
特区当局国安挂帅，对人权丧落的批评嗤之以鼻，这里暂且不论。但声言“拼经济谋发展”，却无法释除投资者的营商疑虑，反而顾左右而言他，结果更加深投资者的不安，便不能不深究。
外商首先考虑是新国安法对企业及员工所提高的风险。《金融时报》及《华尔街日报》都指出，外商担心国安法罪行涉及“国家秘密”及“境外干预”，两者观念广阔，如“国家秘密”包括香港或大陆的经济、科技、科学发展资料，而外国政府或组织与香港人的交往，也可视作“境外干预”处理，最高刑罚达到10年监禁。
因此，由核数师负责尽职审查，财经分析员评估上市公司风险，到投资者了解商业机会、记者揭露财经黑幕等，都可能接触官方内部资料或境外提供的消息，而不幸抵触法律。即使最后没有告上法庭，新法例授权下，警方可以拘留疑犯十六日，不许会见指定律师，一间商业机构遇上员工因工被捕，不要说公司随时会受牵连，也不要说被捕者要化险为夷，实在颇费气力，单是国安执法人员无限期没收被捕者的手提电话，以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对个人及机构造成很大的困扰。
更何况这些忧虑不是无中生有。去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警方突击搜查外国管理公司，检走电脑及手机，又有在大陆的美国审计公司多名员工被捕，早令外商心存戒惧。再者，新国安法的内容，由国家安全观念到具体罪行，由削弱公民自由到警方手握大权，都紧跟中国法律。同时，法案在北京一声号令下香港快速通过，立法会齐声支持，连异议的一点声气都没有，更不要说制衡了。他们忧心的不仅是香港的国家安全执法体制与大陆看齐，更在于主政者可以随时通过法例，改变现状，商界面对的营商环境，更是身不由己，无法预知。
过去一两年，香港股市减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经济复苏亦欠缺推动力，除了移民者众，不少跨国公司不是迁离香港，调走员工，就是缩减规模。以日资为例，在新加坡投资增加三成，在香港则不升反降，但经济下行无碍北京进一步收紧香港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国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挂帅，偏重国家安全多于自由开放、经济繁荣。一个政府不怕经济搞烂，也要加强国安立法、严防民间活动，外商今日无法改变它的决心，谁有信心日后有好日子过吗？
特区政府的解释是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乃天经地义，待法案通过之后便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并强调立法并非针对外商，只有极少数国安破坏者受到打击，外商不必过虑。其实外商的卑微要求不外是明确罪行的含意，最好尽量收窄观念，避免误堕法网，同时希望得到法治的保障，包括政府权力，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受到有效制衡，以至不论从商以至日常行为，也不论被捕还是没有被捕，都享有法律权利以确保执法者公平对待每个人。
很不幸，特区官员不是牛头不搭马嘴，也是捉错用神表错情，因为反对国安法案不等于反对国安立法，日后“拼经济谋发展”不等于今日不用计较立法内容，而主观上并非针对外商不等于客观上不会妨碍正常的商业行为。如此离题万丈，不管是智商问题还是偏执所致，外商又怎会不明白香港在迎宾还是赶客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