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永达和单仲楷会面后,拜读了李永达的著作《判刑前的沉思》,这是他自述个人政治生涯﹑反省香港民主运动的回忆录。
李永达学生时代就参加学生会工作,从那里开始他的政治历炼,后来他参与金禧事件,与司徒华建立长期友谊,再到八九六四与香港人一起声讨中共的历史罪行;从港同盟成立后参与本地政治活动,再到民主党与公民党﹑社民连等政党的关系,再到占中和反送中运动。书中涉及不少我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各有人生选择,也各有命运因果。
本书陈述的层面很广泛,有不少甚至是我缺乏认识的,比如选举制度先后出现的不同设计版本,我一向都没有基本认识。读完全书,我对两个问题有较大的兴趣,一是民主党当年进入中联办与中共官员谈判,二是占中运动后出现的去中心化思潮。
民主党与中共私下谈判,其是非不在最终达致的方案,而在于谈判这件事本身。首先,民主党六人小组,并没有得到充份的授权,足以代表香港人和香港民主派去和中共谈判,因为香港人对此并未取得共识,所以这个谈判本身是缺乏正当性的。其次,在谈判公开后,民主党也没有适当交代谈判的过程,说明其间的取舍和交涉,因为缺乏交代,以至产生更多隔阂。
当然,中共最会玩这一套分化策略,我曾将这件事形容为“二桃杀三士”,可能不准确,但其结果造成民主派的内部芥蒂,这是事实。李永达提到当时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催逼民主党及早拿出方案进入谈判,否则中共可能放弃接触,这当然是中共的策略。当时民主党中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仍然对中共抱有某些幻想,这也难怪,但民主党没有得到授权就代表民主派去谈判,这是基本的失著。
民主党一度是香港最有力量的党派,司徒华李柱铭有相当高的民望,这可能是导致民主党自以为可以代表民主派与中共谈判的其中一个原因。谈判本身要求辟室进行,民主党又心切想争取结果,因此一时“失觉”,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比没有谈判更糟。
民主政治应该保持高度透明,保持公众的高度参与,才能以政治策略的高度共识,调动最大多数人的政治热情,从而争取最佳结果。没有共识宁可不谈,因为谈得来即使有结果,其结果也不被承认,与没有结果是同一回事,与不谈也是同一回事。
当时香港民主派与中共正处在合作与破裂的边缘,这是最后一次香港民主派对中共投以信任票,此后谈判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民主党负责人委屈求全的用心令人同情,但策略上的失误也应引以为鉴。
关于民主派内部的分化,以及占中运动其间的去中心化思潮,我认为这与香港人长久以来受到民主思潮﹑自由主义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香港人自由惯了,不同思潮随起随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激进的想占主流,保守的想有一席之地,中间的虽然占多数,但中间又容易分化。
因为骨子里反对独裁,进而反对权威,反对统一领导,喜欢我行我素,不受约束,不喜欢被人指东指西,这些都是造成去中心化的集体心理。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下,的确是不需要“中心”的,甚至有中心就有危害,但在一场漫长的政治运动中,否定中心却是一种灾难性的倾向。反送中运动中提出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可以为去中心化找到辩解,但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是可以在力量分散﹑各行其是的状态下取得成功的。
美国黑人运动有马丁路德金,波兰工人运动有瓦文萨,捷克天鹅绒革命有作家哈维尔,在他们身旁集结一批有意志力与政治能量的助手。即使台湾的党外运动,也有一批先行者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在思想理论和实际行动中带领民众,以至最后取得运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