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警改制自军队，是中共用于对内镇压民众的棍子。（Feng Li/Getty Images）
中共搞的是中央集权体制，包括“举国体制”，公论已久。但是，一场瘟疫，却出人意料地将地方割据问题暴露了出来。为什么4月29日结束的中共人大常委会要急急地审议《武警法》修订案（2009年8月27日才颁布实施）？有论者指：疫情扩散，地方纷纷自保，武警可能成为地方武装；人大常委会急修《武警法》，武警由中央军委直管，剥夺地方指挥权，突显中央集权危机感。
地方割据是中国历史上的老问题（“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共窃国以来，厉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唱“中央权威”、“四个服从”，空前的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极端化，似乎地方割据已不成问题了。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中共讲“斗争哲学”，毛时代有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内斗在邓、江、胡、习时代也方兴未艾。有内斗就必有派系，有派系就必有“山头”。中共一直讲“反山头主义”，从毛泽东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在讲；2014年10月30日，“山头主义”一词还在中央巡视反馈中首次“亮相”。这说明“山头主义”之根深蒂固了。而有“山头”，在“条条”、“块块”中都会表现出来。中共高层在地方形成势力范围，众所周知，如江泽民的“上海帮”（后演变为江派），周永康的“四川帮”，刘云山的“内蒙帮”，张德江的“吉林帮”，张高丽的“天津帮”等等，这就隐隐有地方割据之势了。可以说，地方割据隐患是中共斗争哲学的必然产物。
第二，中共是中央集权体制，但事物都有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其实，中共也有个分权体制。举例而言，大家知道，中共的集权，最后，权力往往都集到一把手那儿去了；权力是金字塔型的，是分级的，每层都有一把手，从村长到最高层，每层的一把手往往都是“土皇帝”。所以，中共的权力体制，实质是无数的“土皇帝”的集合。既然是“土皇帝”，就要自己说了算，就会尽量的去攫取权力，只要有机会就占地为王，地方割据隐患就自在其中了。
以上两点都是从哲学层面来谈，还是泛泛而谈。下面我们就来谈两个具体问题。
其一，“诸侯经济”
毛时代，从苏联移植来的体制就有严重问题，毛专门写了篇《论十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毛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一直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打转，搞了两次调整，到死都没转出来；“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就主要转化为“诸侯经济”问题了，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决。地方保护主义横行，中共谈了几十年的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至今仍是个梦。
“诸侯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就滥觞了。中国市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块，地区间人为设置的壁垒让人深恶痛绝。在中共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地方领导“实绩”晋升的大框架中，各地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尤其，地方官员要升官，就要有政绩，就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当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资，或违规抢上项目，或对外封锁。
所以，我们看到，仅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三次重复建设浪潮。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讲产能过剩问题（2014年，大陆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据此判断，目前我国工业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部分行业已经属于严重产能过剩），其实质就在于重复建设、诸侯经济问题。
2016年6月初，中共正式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为国家级战略，声称“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实现的核心核心难题，还是在于能否突破“诸侯经济”。从当前发达国家世界级城市群的城市体系看，大多呈现出“金字塔”形，也就是“一个世界级核心城市——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一定数量的一般城市——数量较多的小城镇”这样的驱动模型。但是，长三角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产业结构相似度连年上升，“千城一面”；另一方面，协调机制是“老大难”。
事实上，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竞争优势差距并没有像其他全球城市那样大，苏州和杭州作为上海两翼最大经济体量的城市，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的招商方面和上海暗战不断，常常上海一个项目刚谈到一半，就被隔壁城市以税收和政策的灵活性以及较低的成本挖走。的确，“诸侯经济”牵扯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有那么好突破的吗？
中共一直在讲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近年来搞“放改服”改革，欲优化营商环境，旺消费促发展。2017年初，中共国务院还印发第一部全国市场监管中长期规划——《“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声称“到2020年，初步形成科学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企业自律和社会共治为支撑的市场监管新格局。”现在已是2020年了，其实效又如何呢？还是那句老话，“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其二，中共控制地方的若干措施
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讲“为政以德”，“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在对地方的控制上绞尽脑汁，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措施。
第一，中央集权。
在权力链条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国务院统一领导（其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的规定，是虚的）；国务院有权规定中央和省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并有权发布或撤销省政府作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在人事权上，中央下管一级（有个时期曾下管两级）封疆大吏都是由中央任免，不由地方产生，还有任职回避制度；而且，近年来还积极推动央地干部交流（如2016年54名中青年司局级领导干部履新），厅级干部跨省区市交流任职（2019年已涉19省份）。
在财权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上都大幅提升，各省级区域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产生依赖，财政自给率下降。
在军权上，中央军委统一管理武装力量，各地驻军除保卫职能外，还有防控意味，中共对军地交往有严格控制，封疆大吏并无实质的军事权限。2017年12月，中共决定调整武警领导指挥体制，划归中共中央、中共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共军委-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归中共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中共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各级公安部门均无权调动武警。
此外，中央对一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人、财、物、业务”垂直到上级主管部门管理，而不由本级政府负责），这也是为防止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膨胀，加强中央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庞大的央企遍及各地，这也是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力量。
第二，中央监察、巡视、督查。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监督机构，到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再到2018年修宪，将监察职能从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委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中共搞党政一体、强化监察（但，国监委沦为中共的私货，2019年“两会”竟不向人大报告工作）。中共所谓的监察，不仅讲廉洁监察，还讲效能监察，自然有威慑地方诸侯的含义。
在国监委之外，中共还搞中央巡视，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在国务院搞督查（例如，2019年9月2日，国务院第十督查组来琼开展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中共还搞了专项的督查行动，如中央环保督查（2016年的开始的首轮督查历时3年，2019年7月又启动了第二轮）等。
此外，央行国库部门作为各级政府资金的“管家”和“守库人”，承担着服务与监督的双重责任。它与人大、审计监督共同构成“大监督”格局。
以上可见，中共确是费尽心思，渴求政令统一、政令畅通，但中共实在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权钱交易的疯狂、政权流氓化的加剧和官员道德底线的丧失等，使“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是官场常态，一切制度、规定都可能在瞬间沦为废纸，一切防范都可能在霎那间成为虚设。中共政局突变的土壤早在那静静等待了。
当初，江泽民为稳住权力，自己带头，放纵全党大腐败，“闷声发大财”，以腐败作为权力链条通畅运行的润滑剂。到胡锦涛时代，权力被江架空，胡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习近平上台后，想当一代雄主，也一度打虎赫赫，但积重难返，也包括其自身的一些原因，仍然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习当局虽想在中央地关系方面搞突破，但步履艰难。政府间事权划分不仅涉及行政权划分，还涉及立法、司法等广义公共服务部门，是“大事权”的概念。习当局认为，全面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于是选择从财政事权入手。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分领域推进的工作安排，要求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完不成的任务了。
目前，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大量交给地方管理。“中央发令、地方执行”，权履行过程中必然导致权利不清、责任不明、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央事权、中央执行权太少，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中央权威无形中就被架空了。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有其深刻体制根源的。
这次中共病毒（武汉瘟疫）爆发，中共一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乱象纷呈，更使中央权威遭受了严重打击。
当疫情不断恶化，大陆各地的医疗物资如口罩、防护服等紧缺情况加剧，各地政府开始抢夺其它省市的过境医用物资。中共国务院1月29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调用”医用物资。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防疫一盘棋”，要服从当局“统一指挥”，否则惩处。但地方政府不但不听，拦截这些物资的现象更加猖獗。如有学者所说，肆虐的疫情已让一些地方进入了“凖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会优先自保，已经顾不上平时表面的和谐了。”
中共体制中的地方割据隐患，于兹现形。如果瘟疫二次爆发，且长时间持续；如果再伴生其它全社会性的重大灾难，中共政局崩解，那么，地方割据恐怕就不再是隐患，而是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