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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黄色经济圈 让中共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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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希望香港市民这么做,因为一旦有了黄色经济圈,就有了所谓经济基础,抗争和抗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援,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下去。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套用毛主席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看来,黄色经济圈,香港人是选对办法了。

经济分成颜色,中共和港共乃始作俑者,如今搬石砸脚,狼狈异常。五一黄金周,香港黄店生意大旺,中共对此忧心忡忡。港人坚持,才有希望。(大纪元香港新闻中心)

《有冇搞错》。5月7日。

今年“五一”,香港人过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的五一黄金周”。有香港市民解释说,“五一”,代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黄”则代表亲民主派、支持抗争的“黄店”,合起来,叫作五一黄金周。

这个黄金周,有超过2300个香港小店黄店。有的商铺,主要是餐馆,顾客如果喊反送中口号,或举起五一手势,就可以享受折扣。到5月4日,估计有超过40万香港市民响应,创造了超过1亿港元营业额。

很多“黄店”门前大排长龙,而且不是只集中在几间有名的“黄店”。

一名家住元朗的28岁女子说,她在黄店消费更开心,“感觉大家在同一条船,身边的人理念一致,吃饭聊天谈到政治也不用顾虑。”但她也说,消费时不会只问政治立场,也会考虑品质、服务态度和店内环境等。

中联办5月2日以发言人名义发表文章,声称炒作“黄色经济圈”,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同归于尽)。

中联办的文章说,2020年全球大学影响力排行榜中,香港多家大学均有较大幅度下跌,香港大学从去年的第10位暴跌至41位。

香港大学排名下降,首先是学术自由受到压制,大学由政府控制,而且和过去这二十年,香港大学和中国大陆的大学进行全面合作有关。这些,和反送中运动有多少关系?

中联办的文章还说啦,香港交通运输、餐饮零售、旅游服务等行业,更是惨淡萧条,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和中环四大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铺成行连片,冷清场景为数十年所未见。所以它说,这是“黑暴揽炒”给普通市民带来清灰冷灶之困苦,是愈演愈烈的“关闭潮”“失业潮”的罪魁祸首。

这个可以再搞笑一些吗?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黑暴,今天穿了黑衫,但如果我是,我会很自豪,因为今年交通运输、餐饮零售、旅游服务惨淡萧条,商业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一例外,中国所有城市都是这样,还不止这样,全球都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罗马,我有这么厉害?难道不该自我得意一下吗?

是不是很搞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美国,有些店主要是白人买,有些店主要是黑人买,当然有些店主要是亚裔人去光顾。中国、香港也都是这样的。

谁去什么地方消费,是他的自由。

这个和言论自由一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逼你非要说别人的话。新闻自由也是如此,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非要表达别人的观点。

这里说的自由,主要约束公权力,不是个人。

黄色经济也是,没人逼着大家非去黄店,个人消费个人选择。只有政府,或者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才会破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是市场自由。

所以,说黄色经济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这是典型的指鹿为马,胡说八道,广东话说屙不出屎赖地硬。香港经济进入大萧条,和全世界原因一样,是因为武汉中共肺炎,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中联办这种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我们一点不奇怪,因为过去七十多年,中共正常说人话的时间不多,大部分都是这么讲话的,所以大家习惯了。

再看一下,中联办说,一些反对派政客为在立法会选举中多捞席位,罔顾自由市场规则,极力炒作所谓的“黄色经济圈”,人为制造社会撕裂,不择手段滋扰、破坏无辜商户,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

这个说到重点了。

我住的附近有一家日本餐,是著名的蓝店。前些年生意一直不错的,还要排队。现在很惨,差不多可以说是门可罗雀。每次经过我都会看一下里面,大部分时间只有两三个客。店员要开始在门外派传单,给折扣,但没什么用。

其它的,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金铺,满街都是他们家的,老板不提名字了,反正是著名亲共的商人。这些天每次经过,看进去都没有客人。还有名牌店、奢侈品店、化妆品、药店什么的,生意确实很差。不过这些店,都是做游客生意为主,疫情之下,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了,当然生意受损,和反送中没有什么关系,和黄色经济圈更是丝毫没有关系了。

比如澳门,上个月整个月赌场只有7亿多生意,比去年一天的生意还少,难道是黄丝不去赌博造成的吗?中联办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呀?

我们说黄色经济圈的兴起,是中联办关注的重点。因为中联办,或者咱们干脆叫他们香港市委吧,名正言顺好不好,他们所有的既得利益,和蓝丝蓝店密不可分。那些大富豪,李嘉诚这种级别的,香港市委拿他们其实没什么办法,也惹不起,因为这些人在北京、在中央都有自己的门路,后台有时候可以很硬的。但那些小富豪,餐馆、出租车公司、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中小商家,这些才是中联办,也就是香港市委的主要财源。

有点像是中国大陆城市,大的中央级企业,根本可以无视本地政府,所以本地政府通常会大力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当然中小企业也要投桃报李,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

中联办也好,港澳办也好,本地中小蓝色企业是他们的重点。所以香港的黄色经济圈,就踩到中联办他们的尾巴上了,他们大声喊叫起来是不是就正常合理了。

其实,要说把经商、企业和经济染上政治颜色加以区别对待,中共是擅长,也最经常使用。过去十年,中共煽动的制裁和杯葛外国货,起码有好几次吧。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印度、台湾都被制裁杯葛过,连什么都制造不出来的菲律宾,也被杯葛他们的香蕉。

前两年,每次都有外企网站因为把台湾、香港列在其它国家中,遭到中共严厉批判,包括航空公司在内,很多企业都会道歉,改网站。

而且,大部分时候,不是顾客杯葛,而是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切断他们的生意。说“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中共更严重的吗?

中资企业媒体的广告,有一次上过《苹果》、大纪元这些媒体吗?

去年,卖瓶装水的宝矿力,从TVB撤了广告。梁振英在社群平台脸书上发文:“呼吁全国消费者,全面抵制宝矿力。”他说的全国,当然是大陆了。

梁振英一直和《苹果日报》打仗。他每天在脸书上公布《苹果日报》的全版广告商的名称,向广告商施压。如果《苹果》当天没有全版广告,他会发文消遣。

还有人组织团队,专门打电话去《苹果》的广告客户那里,当然这种待遇,大纪元已经“享受”了十多年了。

这是不是撕裂社会?是不是肆意破坏自由市场原则?

梁振英是政协副主席,属于国家领导人,他是代表他自己呢?还是代表中共在香港撕裂社会?

当时这个TVB的广告风波,中共直接控制的《文汇报》,引述那些亲中商家,说了很多好笑的话。香港工商总会主席王庭聪说,在面对政治事件上,企业受压或偏帮“对社会已造成很坏的影响”。香港钻石总会胡剑江说:利用抽广告手段去针对本地传媒机构,行为等同攻击,实属不义。

梁副主席,一直都在撕裂社会,是不是影响很坏?等同攻击?实属不义?

别说媒体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香港居民。他捐钱给和法轮功有关的神韵艺术团,这位朋友不是法轮功,起码捐钱的时候不是,只是觉得神韵演出非常漂亮,推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很喜欢。

结果他回大陆的时候被抓起来了。因为他有和大陆做生意,所以共产党拚命找他的纰漏,最后硬是做假证,砌他生猪肉,说他偷税漏税、罚款,然后判刑五年,在大陆坐了五年监狱。

香港大纪元有工作人员,除了(在)大纪元(工作)还做些生意。前年,一个大陆生意人,因为和她做生意被调查,后来跑去国外了。这是不是制造社会撕裂?

2016年到2018年,我还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派驻香港。我们在湾仔的办公大楼到期,到处去找新办公室。记得我们看中一个地方,价钱、地点都很合适,租约签下来,最后被那个大业主否决了。那个大业主是中共的政协委员,一看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吓得赶快找个理由反水。这个压力是哪里来的,我们给足租金,而且因为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租金非常有保障,风险比一般商业机构小多了,他为什么不敢租给我们?怕什么?是谁罔顾自由市场规则?

香港各个社区,各个屋村里面,政治人物、议员,包括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办公室,建制派的就容易租到,泛民的就难租到,是谁在分颜色?谁肆意撕裂社会?

去年,有一间网媒《寒冬》(Bitter Winter)报导说,广东省内,对于和香港客户来往的中小型企业,展开了严格的政治立场审查,以防港独分子和这些企业勾结。但不少大陆公司却认为,中共这样严格的维稳审查措施,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报导引述大陆沿海地区一间厂商的员工指,今年10月该厂曾被公安查问有关香港客户的姓名、年龄、地址、政治立场、货物状况等资料,“我问为什么小厂也要查?警察说大企业都有党支部,一举一动都被政府盯着,小厂反而很难监管,因此才要这样查。”他还表示,公安还拿走了该厂从6月开始接到的所有订单记录,而6月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候。

该名员工又透露,他和香港人接触过后,总感觉香港民主运动和政府对外宣传的内容并不一样,而且香港人在讨论到这件事时总是很小心,虽然听得出来是支持抗争活动的,但不敢说得太白以免被中共报复。

另一名在广东做生意的张女士表示,中共针对香港的稳控措施令一些有涉港业务的商户蒙受损失。从6月开始,她数次透过香港一间银行给客户转账,却因手机收不到来自该行的验证码,无法转账。银行方面表示,很多客户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该行正常发出验证码,但被大陆电信公司封锁。

张女士说:“由于钱款没有及时转出,客户对我们不太信任了,要求我们先转账过去,才愿意跟我们交易,这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真搞不懂验证码又不是敏感讯息,为什么要屏蔽?”

另外,由于海关针对出口香港地区的货物强加查验,导致发货速度明显变慢,各个环节下来,客户要延迟一周才能收到货,这也让他们这类小商店生意越来越难做。

曾在东莞设厂、现已将生意迁往柬埔寨的香港厂商兼网台时事评论员杰斯,接受香港《苹果》电话访问时指出,有关大陆公安向厂家查问香港客户资料的传闻相当可信,因为大陆公安一向都是这样做事,并指此举不外是要恐吓大陆的厂商不要随意接单,以及透过不同管道“收集资料”。就像过去每逢香港爆发社会运动、纪念六四或5年前的雨伞运动,一些被怀疑用作抗争或宣传的物品订单,大陆有关部门都会特别感兴趣,想追查订货的背后团体或组织底细。

中共过去二十年发明了新的镇压和所谓维稳新模式。简单说,就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因为太敏感,不好说,就找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治安问题,比如偷税漏税,或者比如说什么嫖妓,抓起来判刑。

但一个人是经济问题,比如拆迁不接受赔款,认为太少,或者是做生意发生纠纷,和官方闹起来了,那就安上一个政治罪名,比如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了,那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拿了别人的救济,那就是被境外势力收买,勾结了境外势力,抓起来判刑。

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纯粹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分不开。所以共产党在此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合起来一起处理的。

中共镇压法轮功,提出三个目标:名誉上搞臭(这是宣传),经济上搞垮(这是经济),肉体上消灭(这就是直接暴力)。从来不分的,从来没有分开过。

所以中共对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极为敏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知道经济上的影响力,对政治可以产生多大的作用。

中共这种破坏自由市场原则、撕裂社会的政策,中共在大陆已经执行了70多年了,在香港同样做了70年了,97前这么干,97后同样这么干的,以后中共也好,港共也好,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但它不希望香港市民这么做,因为一旦有了黄色经济圈,就有了所谓经济基础,抗争和抗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援,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下去。

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套用毛主席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看来,黄色经济圈,香港人是选对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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