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武汉殡仪馆开始向死者家属共发放骨灰盒，连续多天都大排长龙。
武汉解封后，染疫死者家属对当局的追责声浪不断，但因遭到当局严密监控、打压，致使很多人不敢对外讲诉亲人的遭遇，同时也有许多家属不愿意提起这段悲惨的经历。黄陂区的李惠（化名）丈夫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于2月18日去世，年仅54岁，她忍痛讲述了这一段伤心事。
李惠说，她的丈夫是武汉的中学教师，于2月4日晚上开始发烧，2月7日才找到床位，2月18日去世。医院后来不允许家属陪伴，但又不及时向家属通报病人的情况。她丈夫去世前两个小时打电话到医院才得知丈夫需要插管，两小时后再打给医院，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说，丈夫开始发烧后就带他去了黄陂区人民医院，医生说没问题，回家多喝水就行了，但当时拍片已经看到肺部出现玻璃纤维状病变。
“如果医生明确说就是这个病例的话，我们也重视，因为他们一直说这没什么，这没什么，所以我们也没重视，后来一直到严重。”
病情加重后，他们很难找到床位，经多方打听，最后是一位熟人（染疫轻症者）把床位让出来，她才得以陪丈夫在重症监护室里进行护理（当时武汉各医院医护人员紧张，基本上都是一位家属照顾一位病人）。
“我先在医院待了8天，后来市政府不准家属陪伴。要是家属不回来还可以，本来我老公还有好转的，就是黄陂医院的医生一点不负责任，护士一点不负责任。”李惠说，“我丈夫在里面不想吃不想喝，我可以耐心地哄着他吃，哄着他喝，照顾他，本来我的丈夫因为患了这个病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一回来他的精神就彻底垮了。”
她表示，医院赶走家属后从不主动告诉家属病人的病情。她为了得知丈夫的情况，只好每天给医院打电话，但是每次接电话的医务人员都很不耐烦。直到丈夫去世那天，也是她主动打电话到医院的。
“是我打电话去问的时候，（医务人员）说我丈夫需要插管，我就说只要你们能够救得活他就插吧。过了两个小时，我以为做手术，我就没问，过了两个小时我再打他们护士站的电话，护士告诉我说我老公走了，你还能指望她（医务人员）能说什么，（遗体签字等都没有，再也没有去医院）。”
李惠因为是亲密接触者，在医院与家里一共隔离了28天。3月30日，李惠在社区人员的陪同下取回了丈夫的骨灰，悄悄地将丈夫安葬在乡下的墓地。
丈夫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李惠无奈地说，“安慰，死了就死了吧，谁安慰你呀，各个领导都来安慰过呀，说句漂亮话就行了，只给几百块钱呗，现在能找谁讨公道呢，我就希望以后别人不找我们麻烦就行了。”
而作为染疫患者的家属，李惠的处境也很艰难，受到邻里的歧视。“就是因为我老公犯的这种病，谁也不敢跟我说话了，谁敢跟染这种病的家属说话、交往啊，我每天只能关在家里。”
“我们这些家属真的很难，因为这个病一说出去，不管是不是有这个病，别人都怀疑，怕被传染了，不敢跟我们交流，不敢跟我们有交往，只能是老远打个招呼，说句话，连近身都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