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在湖北汉阳一中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和全国的大冤案，史称“汉阳事件”，又称“小匈牙利事件”。根据1957年路透社援引北京官媒消息刊发的一篇题为“万名中国人观看三人被处决”的报导，9月7日，三名在6月汉阳学生“暴乱”中的领导人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处决，其他领导人则被判处5到15年的有期徒刑，几十名学生被勒令退学。冤案直到1986年才被中共所谓的“平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发生背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
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知识分子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摆脱苏联控制的抗议游行，之后，苏联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对其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抗议运动让远隔万里的毛泽东和中共心中害怕，因为此时毛在篡政后推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国上演，毛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要将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彻底消声。
在精心筹划后，毛于1957年春天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诱使众多知识分子和民众“大鸣大放”，名义是让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不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信以为真，公开批评中共。当时振聋发聩的言论包括：“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各个民主党派，都有首脑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执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那么民主党派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部队，等等。
显然，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害处。毛和中共自然容不下这些危及政权的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毛宣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役，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在毛和中共看来，这次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反右运动”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汉阳一中整风毕业班起风波
在上述背景下，汉阳一中校方也响应毛和中共的“号召”，允许师生提出不同意见。1999年1月15日的《南方周末》对“汉阳冤案”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
根据上级指示，汉阳一中于1957年6月上旬召开了学代会，学生们可以就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时任副校长的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委托，作了题为“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之后学生代表共提出340多条意见，当时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张副部长和到过会的韩县长，都说会议开得不错。
然而就在学代会快结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12日，青年化学教师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提到了4月5日《教师报》刊登的有关升学形势紧张的文章。文章说当年“20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1957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为初中毕业生1001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50名），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
如此低的升学率瞬间让学生们不淡定了，不等下课，他们就找到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因为说法不一，学生们认为校领导在欺骗他们，就决定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韩建勋、王建国等百般劝阻，却没能奏效。
午饭后，在一名初三学生敲响集合的钟声后，全校九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并随即冲出校园，前往县教育局。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披露，学生们贴的140张标语中包括“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内容。
反观当下，被中共洗脑多年的学生中有几个为了争权利，还有这样的血气呢？
情绪激动的学生冲到县人委会（文革前的县政府）后，学生代表要求见县长，但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冲动的学生在没有找到相关文件后，就开始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还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
不久，当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窝蜂涌向县委会。应该是县里的官员们得知学生前来的原因，不敢直面学生，所以将县委会的大门紧锁。不过，在愤怒的学生们的连番冲撞下，大门被撞开了，学生们冲进了大院，遇到了阻挡并批评他们的兵役局长和团县委的一名干部，便将他们围在当中。
第二天，汉阳一中又有数百名学生不顾副校长王建国的阻拦列队上街，王建国只得布置两名副教导主任在校照管上裸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则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队伍沿途做工作。
学生们再次来到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拉扯中，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并被学生捆住。学生在将两人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几名学生被扣留。
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干部坚持不放。在干部与闹事的学生争吵加剧时，数百名工人前来将学生驱散。冲突中，干部、工人和学生都有人被打。
眼看事情闹大，学生们也有些害怕，陆续离开了县里，有的学生则被家长拉回家，事态即告平息。
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学生因为招生比例不满而有所诉求，无可厚非，虽然行动过激，但成人们如果本着教育的态度，本着为他们未来人生负责的态度，指出他们的问题，甚至给予小小的惩罚，学生们想来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此时高层从欢迎民众提意见到打击提意见者的风向，也被汉阳县委所知晓。6月13日晚，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不仅没有回应学生的质疑，反而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和1989年6月，中共将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如出一辙。
14日，县委官员在一中分别召开教师、学生会议，宣布学生行动是“敌我矛盾性质”。随即，公安派员进驻学校。
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调查团，进驻汉阳一中，要在学生和老师中抓“反革命分子”。一时间，一中上下风声鹤唳，人人都要“交代”，个个都要“检举”。
在“阶级分析”的方法下，时年32岁，出身富农，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的副校长王建国成为了众矢之的。王建国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因出身问题，一直无法加入中共。但他仍得到了1956年调任到一中任一把手的韩建勋的信任。
因为韩建勋是“土改干部”是“吃党饭”的，调查团将其排除在外，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王建国身上。凡是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曾是他在湖北革大同学的，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甚至一块和他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包括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
更为夸张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批斗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说钟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而被宣布隔离禁闭，随后又被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调查团找到了“首领”和“骨干成员”，但起初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其后在一个学生写的所谓交待材料中，提到上街抗议时，曾经给县文化馆，并向杨焕尧讨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因为杨焕尧是“民盟”的成员，调查团将杨与王建国硬拉到了一起，说杨曾曾按照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过汉阳一中党支部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
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汉阳一中这个“反革命集团”如果以马哲民为“总后台”，就有了分量。
于是，调查团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汉阳一中散布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当时的《人民日报》采用了这个荒谬的说辞，新闻标题就是“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问题是马哲民连杨焕尧、王建国是谁都不知道，如此大的冤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
含冤被处死
在调查团得出足以害死人的结论后，汉阳县委给出了处理意见。9月6日，汉阳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9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三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事实上，对于王建国等3人判处死刑，当时县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因此被指责为“右倾”。县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请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并由这名干部携卷上北京最高法院办理死刑核准手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级官员们内心会安生吗？而签字同意死刑的许道琦文革被打倒、晚年得老年痴呆，是否也是迫害良善的报应呢？
“汉阳事件”恶劣影响
对于汉阳事件的处理结果，中共官媒纷纷报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摄制了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汉阳一中的新领导则被邀请到许多大专院校作“汉阳事件”的专题报告。中共以此作为典型来宣传。
与之相对的是，反共的台湾当局公开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并在台湾未他们开追悼会。匈牙利访华团以及路透社记者也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并在海外报导。
“汉阳事件”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造成了严重影响。
冤案昭雪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了收买人心，挽救中共形象，开始“平反”一系列冤案。
因“汉阳事件”判刑十年幸存的汉阳一中女教师胡斌，从1978年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89件，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1985年春天，她与同乡同学、沔阳师范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央办公厅，希望把“汉阳事件”的事实搞清，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让人们“胸襟开朗、心安理得”。
胡斌、赵迪生的申诉信，得到了中共高层的回应。同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
中共湖北省委书纪关广富等人随即批示省政法委组织人手复查“汉阳事件”。“汉阳一中冤案”被提上了日程。
1985年，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曾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复查“汉阳事件”。复查工作组从十五个单位，收集到了有关“汉阳事件”的大量资料，比较全面揭示了当年“汉阳事件”发生、发展的进程及定性处理情况。
尤为重要的是，工作组还收集到了未归卷的大量原始证据和资料。最终得出结论是：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事件”的实质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认定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策动制造的“反革命暴乱”，全部失实；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
结语
时隔近三十年，冤案才被中共昭雪，然而，物事人已非，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因为这起冤案被毁？
据作家铁流2009年写的《六十年重说“汉阳一中‘反革命’”事件》一文披露，这位不停喊冤的女教师胡斌，当年只有30岁，因为既是王建国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同事，所以遭受十年牢狱之灾。她的丈夫丁希天也受到牵连，在1959年活活饿死在监狱中。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也历经磨难。而1967年出狱后的胡斌，早已没有了工作，更没有收入、没有地位，每逢政治运动就首当其冲，被人欺侮、唾弃。虽然她最终得以翻案，但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呢？正如她后来写道：“噩梦历尽终身毁，盛世复始黄昏至。”
当年以副班长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参加学校罢课、后来成为湖北当阳一中教师的陈荣权，1959年作为犯有大错误而能改过的典型，被录取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鄂西小镇教书。文革中，则被打成牛鬼蛇神流放林场劳动达11年之久。还有参加罢课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师的汪振亮，在事件后也遭受了牢狱之灾和破家之苦。
无疑，“汉阳事件”中每一个被牵连的人的命运的航线都被改变，很多人最美好的年华都被摧残。至于被无辜处决的三人，他们的家庭遭遇怎样的变故可想而知。而这样的悲剧迄今仍在继续，不正说明中共才是祸国殃民的真正罪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