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是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其内涵是指将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全面管治彻底统辖的政治模式，其外延则是指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态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在阿伦特之前的1945年英国的作家奥威尔就发表了《动物庄园》，形象而又生动地描述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色，揭露了其乌托邦的实质。1948年奥威尔又发表另一部小说《1984》。这部著作更细致更精巧更逼真地记述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和操作方法。因此，人们更习惯于将极权主义称之为奥威尔式的极权。
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总是和乌托邦思想纠缠在一起。探究其原因就必须了解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一部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阿伦特定义的极权主义起源于反犹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反犹主义早在19世纪就很流行，后来转化为一种政治运动则是由于民族主义的乌托邦承诺变成了德国人的梦想。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乌托邦的产物。乌托邦化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走向极权，正是曼海姆的上述著作揭示了其深层的理论联系。意识形态是一种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的思想体系。乌托邦则是反对现行政治秩序的思想体系。当乌托邦成为了某种政治制度的目标，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意识形态，而实现这种政治目标的手段不仅仅无足轻重而是什么都行，导致极权暴政是必然的归宿。因此，打着乌托邦那些莫须有的承诺，把现实中那些不和自己胃口的任何事情，统统说成是反动或者反革命，更用残酷的手段予以镇压。这就是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实质。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它的那些卫星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终结了。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说的就是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终结。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终结。中国在1989年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民众的民主诉求，续写了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这种后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既继承了前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基因，又使用了中国古老的深藏自己政治动机而俟机反扑的所谓“韬光养晦”政策，尤其是像变色龙一样迎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脸色，以及在国内和国外大耍两重人格，骗得了让自己苟延残喘的机会，实施新的极权主义。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分析这种后极权主义的相关问题的。
一：中等收入陷阱与其隐含的预设条件
前苏联在1992年解体。西方世界认定再也没有全局性的威胁了。但是，中共还在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也许西方人从前苏联的垮台中看到了经济的威力，也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更有可能是亨廷顿政治学理论让人们看见了希望。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相信只要让中国人富起来，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他们肯定过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必然是用民主自由开路才能趟过这片浑水。世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当然是在亨廷顿的政治学基础上的推论。亨廷顿的《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毫无疑义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它告诉世界变革政治制度经济是一个温和和有效的因素，南美等国家的例证够鲜明和给力了。今天看来这种单相思病被事实碾得粉碎。美国人帮助中国不遗余力，到最后，中国恩将仇报。如果只说这后果那就太没意思了。最重要的是到现在还有许多人看不清这里的实质。亨廷顿创造这部旷世之作，像亚里士多德创造逻辑学一样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预设存在的错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在2000多年前问世，当然是天才的典范，它让人类有了衡量理性的标准。但是，它并不严密，19世纪的数理逻辑出现，它看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在不过问被推倒的个体是否存在的情况下来分析其逻辑关系，那就是把人看成是等量齐观随时可以拿来分析的个体了。这和福山的“最后一人”及大写的人没有区别。亨廷顿把每一个国也同样看成是不存在差别的同一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有一本书，叫《单向度的人》，批评的也正是这种倾向。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蕴含着可以被经济的力量改变的可能。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预设条件：经济可以让任何传统背景的国家变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个预设错了。
更重要的还不是仅仅中国飞跃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卡宾峡谷，而是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发展了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它比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破坏性更大。
二：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相继塌台，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主体寿终正寝了。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集团疯狂镇压了引爆东欧风波的8964运动，邪恶政权活了下来。为什么只有它和与其紧邻的朝鲜没有追随前苏联的脚步，我们下一节再谈。作为奥威尔式极权模式和中国传统蜂巢社会组织的杂交品种，它有两大政治遗产：一是奥威尔极权模式的乌托邦思想体系组织的黑社会政党即共产党仍然拥有巨大的组织资源和社会影响力，虽然党员们也对下一步社会的状况不甚了了，却仍然有巨大动员能力；二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方法论魔盒，用这些玩意糊弄洋鬼子还是行之有效的。使用这两项资源，中共发展起来了独一无二的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政治模式。
当邓小平说对内不争姓资姓社对外韬光养晦之后，这就奠定了中国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基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出台，喜滋滋擦拳磨掌的人非共产党员莫属。霎那间那些党内的见风使舵者和高层实权者的腰包就丰满起来。太子党的黑社会集团就这样形成了。经济生活的马太效应决定了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到现在为止大体上有近3000太子党成员和300个官商勾结的大款，垄断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利用金钱的本质功能超前透支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环境资源，道德资源，社会资源，等等，盖了足够30亿人居住的房子，挖空了几乎所有覆盖中国面积的地壳，出口了近半数中国地下埋藏的稀土，污染了全国流淌的河流和不流动的土地，，用狼奶喂养并后天教唆了老老少少的流氓，用严刑和无数非法手段制服了所有敢于反抗黑社会暴政的人们，总而言之，实施了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魔鬼暴政。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共产党掌握了使自己彻底变黑又无人敢过问的暴力机器和谎言功能。这当然是奥威尔式极权给它遗留的淫威。
2000多年中国人一直不知道体面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一旦打开了欲望的闸门，无数人投身于经济大潮必然会出现虚假的繁荣。外国人的两部分就开始上钩了。一部分人是天真的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会让中国变色，另一部分人则是认定中国是一个摇钱树，他们都蜂拥而来，投资的投资，交易的交易，旅游的旅游，贪婪者当然不会自甘寂寞。中国的官场什么都不明白但是就知道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中国式阴谋。没有用多少时间，中国这个国的腰包也丰满了。韬光养晦的目标再加上对于自己不道德不公平不守信不真实的种种劣迹的担心，共产党又在各种霸权理论中得到启示，他们开始偷偷摸摸，阴阳相间，遮遮掩掩，搞起了变相的霸权。马汉的海权理论，斯皮尔曼的海陆交汇霸权理论，麦斯德的欧亚大陆霸权理论，都让中共心动。中共的称霸尝试主要在下面几件事中体现：一代一路对于弱小国家的殖民政策，2025中国制造对于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偷盗抢劫坑泵拐骗，孔子学苑的文化渗透，对境外精英的赎买和贿赂，金钱开路谋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派遣数不胜数的间谍游走于官商学军的各行各业的窄缝和暗处，总之，用尽金钱去完成暴力的目标，从而妄图永远称霸世界。
20世纪后半叶，暴力型权力在很大范围内让位于金钱型权力。暴力不能让与，不能分解，不能传播，所以，它当然是现实化和直接性的。而金钱却是可以分解，可以让与，不可传播的。于是，金钱型权力就能给阴谋诡计和虚伪狡诈以更多余地。这正是中国人大有用武之地的时候。这都给中共以可乘之机。
那么，后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的定义就呼之欲出了。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政治模式就是运用奥威尔式极权的组织资源疯狂盘剥压迫榨取管控国内的民众，从而获取巨额财富，并将这些财富转变为金钱型权力来谋取世界性霸权的新型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
三：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必要条件
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在1989年后的短暂时间内，轰然倒塌，只剩下一个中国。前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民选的政府，却又没有杜绝个人独裁的命运。俄罗斯的现在应该算作半后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俄罗斯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的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彻底超越的精神力量，东正教在场性的圣母崇拜是其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作为大国确实难以摆脱独裁。这就是所谓的孟德斯鸠定律：大国容易掉入极权的统治。作为唯一一个后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当之无愧就成为了认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聚焦点。
共产党作为腐朽没落倒退反动卑鄙无耻的政治势力，在自己即将粉身碎骨万劫不复的一刻，垂死挣扎是必然的选择。所以，中共做什么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在中共做什么的时候就接受什么，以及中共选择寡廉鲜耻连一块遮羞布都不要的最流氓最下流最肮脏最无底线的那些手段时，中国人的大多数为什么却又为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换句话说，共产党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是因为中国人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能接受。
毛泽东1949年成为皇帝之后干了无数荒唐的事情。出兵朝鲜，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运动，搞文革，等等。中国人认定他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同样是采取了宫廷政变的方式，缺乏程序正义。邓小平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动用最现代化的军队镇压，死伤不计其数。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共产党上层几乎无人反对。那成千上万的官兵竟然眼都不眨地向人民开枪，偌大的北京城尸横遍地鲜血流淌，见到如此场面谁能不动情谁能不感慨？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军队。这些咄咄怪事确实需要人们去思索去挖掘内在的原因。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成为了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人说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野兽，也有人说中国人是被醋软化了骨头的奴才。这些话都说错了。其原因只有在哲学的层面上才能说清楚。其实中国人什么都不是，就是说中国人并没有一种称为本体论承诺的精神仪式，也就是自己向自己承诺做一个超越于动物和超越于虚无的存在物。这让我们回溯到人类种属的源头，即原始人的阶段。刚刚离开动物水准的原始人普遍有一种精神现象，叫做原始二元性。这是19世纪的人类学家普遍在原始人的群体中发现的特征。泰勒，金斯伯格，涂尔干，列维-布留尔，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以及20世纪的人类学家都会共识的研究成果。所谓原始二元性就是原始人自认为自己既是某种图腾物又是人类的一员，或者说既是人又不是人。这在逻辑学上就是典型的不矛盾律的否定形式。不矛盾律是说：A与非A的合取是错的，而中国人的存在论根据恰恰是A与非A的合取是对的。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相反对就能推导出一切最荒唐的事来。毛泽东由中国人的本体论荒谬所决定，他既是野兽也是奴才，只是他的社会地位让他更多时间里当了野兽。当今时代的战狼们如胡锡进，华春莹，耿爽，赵立坚等等，他们则是死心塌地当了奴才才敢当战狼的。
左转中有一个宋襄公的故事。他带兵和楚国人打仗，楚国人一部分士兵渡过河他不进攻，渡过河没有组织好阵型他不进攻，他认为那样不公平。等楚国人阵型整齐士气大振时他才进攻。结果大败。到今天中国人还在笑他像猪一样蠢。他是蠢，蠢到不知道和别人取得共识和签订条约。但是，他对于战争有一种超越性的认识，必须对于战争有某种约束。他最低是比写《超限战》的乔良要好多了。在宋襄公，晋文公等有点道德意识的国君死了之后，中国人就变得什么都行了。我觉得这真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说到那样，是动物造反颠覆了人类的秩序。中国人什么都行，什么都干，和哈佛学者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对于中国的认识一致，他们认为中国是既成事实合法性。于是，当奥威尔式极权主义无法通行的时候，中国人就选择了最无人性最无道德最寡廉鲜耻的方法。
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必要条件也就昭然若揭了：原始二元性的思维延续就是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并没有离开原始人的窠臼。进入了21世纪学术界最大的成果就是道格拉斯韦德的三本书：《黎明之前》，《天生的烦恼》，《信仰的本能》。《黎明之前》是人类进化史。《天生的烦恼》是说人类的部族并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部族之间存在着基因上的差别。《信仰的本能》说的是信仰是人类这种生物的本能。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本能的信仰存在。中国人不信神，不信上帝，但是，信仰权力。权力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中国人在传教士眼中就是变色龙。雷蒙道森的《中国变色龙》出版于1967年。当今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为什么不在这部著作中吸取点知识哪？华尔街，好莱坞，白宫，五角大楼，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健忘？的确承认基因上的差别会有天生的烦恼，难道大家就不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承认像世卫组织的谭德赛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之流不具备人类的基因吗？
四：在大瘟
疫中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唯一选择
去年10月在中国武汉召开世界军人运动会。有一个法国的运动员事后就发现感染了一种类似萨斯的疾病。现在她回忆起那段时间的事情，才恍然大悟，自己是感染了中国病毒。NBC新闻机构还发现了去年10月大概一周多时间武汉病毒所曾经清空过，似乎是在处理类似外泄病毒之类的事。中共刻意隐瞒的事实几乎已经坐实。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的这段时间中共有可能是担心病毒外泄的影响让中国人人心惶惶，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让病毒扩散。要知道武汉还是毒品芬太尼的生产中心。芬太尼的扩散不正是中共的投毒吗？今年的1月21日，习近平和世卫组织的谭德赛通话的记录已被德国情报部门截获并予以公布。习近平要谭德赛隐瞒和推迟两件事：其一是不说这种病毒人传人；其二是不说这种病毒会造成世界性爆发。而且1月23日武汉封城只是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封锁，而国际航空却畅通无阻。这不正是向世界扩散的大好机会吗？2月初世界开始瘟疫流行。中国指示自己在境外的间谍企业和间谍个人（如那个疯狂抢购口罩还自鸣得意的东北女子）疯狂抢购防疫物资，运回国内垄断和囤积居奇。当中国境内的疫情好转之后，中国又向其他国家以支援为名行欺骗抢劫为实的投毒勾当。同时还贼喊捉贼栽赃陷害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简单一句话，这是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中国的唯一选择：那就是必然将变相投毒变成正向投毒。这才符合超限战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目标。
这次中国病毒肆虐和中国发动超限战的生化战争，是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巅峰作和代表作。早在2006年胡锦涛的时代，中国就开始推动香港左派卫生署领导者陈冯富珍任WHO总干事。这既是韬光养晦的“掺沙子”和“挖墙脚”的阴谋，又是把金钱型权力变成暴力型权力的尝试。陈冯富珍对于中共的支持和赞赏也当之无愧的投桃报李，在自己离任之后将臭名昭著劣迹斑斑的埃塞俄比亚人谭德赛推上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的宝座。另外陈冯富珍还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整合某类部族的联盟。世界卫生领域成了中共超限战的成功范例。当这种机会来了，中共岂能放过？谭德赛被腐蚀了，被操纵了，被贿赂了，他将乖乖地按着习近平的指挥棒行事。2020年1月份中国病毒已经征服了整个武汉，人传人铁证如山。谭德赛还是按着中共的命令不厌其烦地说这种病毒并不人传人。后来谭德赛还恬不知耻地抨击那些中断和中国通航的国家。作为回报，中国先后给世界卫生组织5000万美元。这仅仅使中国大量使用金钱武器攻关的冰山一角。在疫情泛滥北朝鲜和俄罗斯也有大批人感染的时候，中国偷偷用金钱摆平这些流氓国家。然而，在武汉中共几乎像对待生病的畜生一样，残忍至极。去年11月份武汉就开始了中国病毒的传播。那里的官员千方百计捂盖子，甚至是促进其传播。1月19日武汉的百步亭社区还在大搞万家宴，使得那里的人感染者无数。当疫情不可收拾的时候，中共强行将武汉封死。同时，医疗条件又不容许每一个感染者就诊。官方就任由武汉的人自消自灭。中共大量隐瞒武汉患病和死亡的人数。患病者和死亡者可能是它公布数字的50倍以上。对内对外鲜明对照的两幅嘴脸正是这种新极权的属性。
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实现自己霸权的主要方式就是让金钱代替暴力。谭德赛就是在这种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战略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终极决定的体现暴力的环节。由此人们应该看清了世界目前的格局：这是一场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发动的生化战争。它在世界范围感染了近400万人，187个国家，30余万人被夺去了生命，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几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国如此与世界为敌，归根结底，是世界发达国家被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打败的证据。世界呀，人类呀，我爱你。但是，你可要警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