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区43街的美国国债显示器
政府总是这样：一开始规模很小，后来变得很大。而它也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扩大一些。
但是，危机往往导致政府规模骤然而不可逆转地巨幅扩大。
美国人的理想政府是分散权力的有限政府。我们坚持这一理念，因此经历了对滥权的抗争之后，才成立了一个联邦政府，而不是把各个州包含在内的大一统政府。《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有意削弱联邦政府，使其无权向各州要钱，也就是说，联邦无权向各个州或其居民征税。
然而，当权力分散时，政府效率就不高，而当危机出现时，这种低效能往往会受到谴责；就算无人借题发挥来煽动民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也会变成采取中央集权的代名词。
因此，在赢得自由几年后，美国各州开始争吵不休，他们几乎是随意印钞，并凌驾于个人的契约权利之上。债务人与债权人争斗，各州可以否决联邦的外交政策，从而在国际层面限制美国整体的发展。
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认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内战可能爆发。于是在汉弥尔顿的领导下起草《宪法》，建立一个权力集中、完美的联邦政府。各州不再实行自治，建立联邦税收与法院，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
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记录：
“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成立之前，国家一直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银行需要紧急储备金，以防止恐慌性挤兑提现，从而导致银行破产。1907年，一场特别严重的恐慌挤兑对脆弱的银行体系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国会在1913年起草《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联邦储备体系最初是为了解决银行业的恐慌而建立，而现在肩负着许多更广泛的责任，包括培育健全的银行体系和健康的经济。”
需要更多证明吗？
除了通过《宪法》应对危机之外，政府权力最大的一次扩张也许是在应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时候。以前的宪法被改写了，联邦政府被授予了巨大的权力，正如佛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所说，“当美国人民高喊宁可‘违宪’也要改善生活状况时，我们无需过度担忧。”
到了当代，为了应对911事件，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庞大权力得到了巩固。根据其网站所载，“国土安全部成立于2002年，将22个不同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内阁机构。”
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每次遭遇危机都会加强政府的权力。
反对政府采取行动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夸口说：“有谁被剥夺了人权或财产权？”
在《分裂时代》一书中我写到，“即使在1819年大恐慌的痛苦中，门罗仍然保持镇定。这场经济恐慌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美国和平时期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当时由各州监管银行业，这些银行助长了西方的土地炒作。而当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数百家银行随之倒闭，成千上万储户和投资者血本无归⋯⋯然而，门罗和其国会仍坚守宪法的基本原则，拒绝由联邦政府接管银行系统——这一决定与今天的联邦政府形成了180度的鲜明对比。”
可以肯定的是，以集权应对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教导我们，在戴克里先皇帝（Emperor Diocletian）统治下，罗马于公元301年建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政府几乎对所有主要行业与行会进行详细控管⋯⋯当商人们预测毁灭将至时，戴克里先解释说，野蛮人已逼到门口，个人自由必须先放一边，直到集体自由能够获得保障。”
今天，在媒体推动下，联邦政府的开支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以应对种种重大事件，其中包括飓风、边界问题、伊斯兰恐怖组织（ISIS）和现在的中共病毒大瘟疫。面对疫情，联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张支出，美联储对经济的干预破了纪录，州长们的禁令骤增，令人怀疑其是否合法。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点，即一遇到危机，政客们便会伺机而动，而且危机愈严重，动作越频繁。很多时候，他们攫取权力，加大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范围。随着最近危机的展开，联邦政府支出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率注定再创新高。
唯一的问题是，危机过后，他们会放弃权力吗？以历史为鉴，回答可能是：“不会。”
请参看：媒体炒作迫使政府扩大支出(1)
原文 Pandemic Expansion: The Greatest Expansions in Government Result From Crises, Part II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汤姆·德尔贝卡罗（Tom Del Beccaro）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演说家，同时是《福斯新闻》、《福斯商业》与《英文大纪元》的专栏作家，也是加州共和党前主席。他的著作有《分裂时代》（The Divided Era）与《新保守主义典范》（The New Conservativ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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