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武昌城》里，我写了两个人物。我一直觉得这两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深重无奈感。
他们一个是攻城篇里的罗以南，一个是守城篇里的马维甫。
这两个是我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那里，他们以正面形象出现，并且明显地带有我个人的情感。他们也得到诸多读者的关注。
有读者认为，这是两个与以往小说中着力设计的正面人物完全不同形象。你为什要这样写？你喜欢他们吗？
我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攻城篇中的罗以南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只想逃避现实，甚至对革命毫无兴趣。只是因同学梁克斯的强迫，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他人在北伐队伍中，心里却并未怀有救国的热情，他只是听之任之，对军中诸多事有时还会持不同想法（当然他并未说出来）。
他态度明朗而执着地要救梁克斯，只是出于人道精神或是出于朋友之谊。
及至他的后来，他重返军队，也不是为了某个理想，他只不过是在完成朋友的遗愿。他要让梁克斯年轻的一生有所贡献。
因为梁克斯说，他唯一的贡献就是促使罗以南没有去当和尚而成了为战士。罗以南始终处在这样一个被动的过程里，很多年以后，革命不要他了，他才实现他年轻时当和尚的愿望。
而马维甫则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他是阻挠革命一方的北洋军官。他的手上或许还沾有北伐革命军的血。
他完全不赞同学生的革命，但他同样也反对杀学生的头。在这场战役中，他坚守城防，无论城内多少百姓因此而丧生，无论城外多少生命因此而终结，他心有所动，但却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命令。
因为他是军人，他须得忠于职守。
他的良知分成了两半。一半同情百姓，一半忠实军队。
虽然最后在各种情况的迫使下，他默许了开城，但现实却让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的背叛。
他的良知醒了，而他的人格却毁了。这样的结果，令他死于自戕。
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我会觉得很多事情很多人，我们是无法判断的。也没权利去判断，所以，我们不可能轻率随意地说对和错，因为隔着时空，我们与我们想写的事件并没有贴身，尤其是历史，再多的阅读，都无法真正了解真相。
所有战事，都有双方对立。
而身处于任何一方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敌人，他作战的理由也未见得就是从恶出发。
敌人和坏人是两个概念，而自己人和好人也是两个概念。所以，正义和非正义以及好人和坏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人的思想和性格是很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作为写作者，只需站在每个人物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设身处地写出他们各自内心深处的感受就好。
同样，也能更准确地表达出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只是，无论怎样，我对罗以南马维甫这样的人实在有所偏爱。在一个非常的时代，这样看重良知和人格的人，却都是身不由己地活着。
他们一旦作出自己最初的选择后，便不再有自己的个人意愿。他们面对着共同的困境，这就是他们做着自身并不想做的事。
强行攻城不是罗以南所愿，而拼死守城也不是马维甫所愿。他们努力挣扎，想摆脱这种困境。
但是，却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比方也们所怀有的人道精神、他们对忠诚的理解、他们对生命的器重等等，都使得他们只能在现实面前屈就，按现实规定的路线行进。
一旦试图脱离，或许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用马维甫的话来说“无论做什么，我都无法探救自己”。
他们其实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困境，但却无力走出。他们内心的复杂，无人能够理解。这样的困境，我们都有。哪个时代都有。
只是，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依赖个人的品质个人的素养和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实现自我拯救。人生就是这样无奈。
而我的小说，便是要尽可能表达出这样的复杂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