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口述
©丁东／采写
我1971年上了上海四新中学。当时上海是初高中连读，上四年。在我的中学阶段，我感到，我们这些做过红卫兵小头头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力强，责任感强。我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就感到现在大学生所有的事都离不开老师。我很清楚，他们能做事，只不过没有机会让他们做。我从小学就独立工作。我一进中学就做了红卫兵团长，几乎没有老师任何帮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有一个暑假，我们100多同学到外地学军30天，没有一个老师，和外面打交道全是我们自己。当时不过十四五岁。一个人的潜力其实是无限的。潜力的发挥和环境关系非常大。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可能施展他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能力。所以在大学里我很放手。我对中学阶段的一个好印象，就是最充分地调动了我所有的能力。工作以后，我感觉，我的能力只是在一个方面发挥，在另一个方面就被抑制了。
当时教育非常不正规，教师动辄得咎，学生无理取闹，红卫兵充当了工宣队和教师之间斗争的工具。工宣队要在教师中拉一派打一派，就让我们冲锋陷阵，贴大字报把老师批倒批臭。要整哪个老师，就把他在课堂上说的话记下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只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行。那一套东西好像不用学，就用得非常自如。上大学以后，回想这一段，自己非常无知，非常可怜，好像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做什么，实际上路线离我们十分遥远，具体的人际关系的争斗就在我们当中，浑然不觉。从小置身于这种环境，对我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毒害。你会对人际争斗习以为常，失去基本良知的判断。庆幸的是我后来还有省悟，否则无法理解社会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和残忍。文革遗习为什么这么顽固？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把人最基本的善良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扔掉。这些不需要专门教导，你只要遵循了这套逻辑，你就会自然学会它。你生命中的善良就永远地失去了。直到现在，这套逻辑仍然是很多人奉行的生活准则。要说文革对人的道德的腐蚀，就是这种处世哲学长时期对人的心灵深处的熏陶。
当时我是第一批入团，入了团又要发展别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理当发展。但她父亲是右派，虽然母亲早就和父亲离婚，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对父亲根本没有记忆，但右派父亲始终成为她生活中一块抹不去的阴影。不时地领导小组让我去和她谈话。一说让她谈对父亲的认识，她就跟我急。她说，为什么你们总要拿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来缠着我。她哭得特别伤心。我也傻了，不知说什么是好，就回去向工宣队汇报，是不是不要让她写对父亲的认识了。工宣队说不行。她在这个家庭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工宣队说了一套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道理，让我再去谈。我很为难。我只好对这个同学说，你不入团太可惜了。你就随便写上一点认识，应付一下。我们当时那幺小，就有了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思路。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是好心，但这就叫潜移默化。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人心善恶，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变化？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确实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道德需要土壤，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样的苗。任何社会也不会公开提倡行恶。但什么是善，如何去行善，不同的社会氛围就会滋生不同的东西。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让人虚伪，让人口是心非，把人的基本的良知一层一层地剥掉，而且这个过程你不觉得痛苦。一个民族的良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泯灭了。
如果说，我还残留一些良知，那是和我爱读书有关系。
我这批中学生虽然1975.年2月毕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叫74届。中学最关键的阶段正好经历了1972年的回潮，所以整个74届的文化知识水平在文革期间的中学生里是最高的，77级大学生里74级中学生非常多。72年回潮不到一年，效果却非常明显。我们这个学校有一批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子弟。这些知识分子子弟和学习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不解之缘。他们在各个班都是学习最好的。他们也许有的因为出身，还当不上红卫兵，但他们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使我感觉一个人有知识会表现在言谈举止，表现在人的修养上。我就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是红卫兵团的头头，我不能学习不好，如果学习不好，我没有资格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始终没有鄙视知识，崇尚粗野。当时表面上看大老粗吃香，其实没有知识心里是虚的。我成绩从来不差，也从来不认为可以差。我们的学校地处平民区，但有两个大单位。一个是医学院，一个是我父亲所在的航务工程局。这个局大部分是部队转业过来的。部队的子弟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天生是负有使命的，而不只是过日子的。我想，如果我生活在老红卫兵的阶段，我也逃脱不了那种模式。我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人物，只是其中的一个正常人物。
1975年高中毕业时，到农村插队已经被人们看成灾难，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从农村传回来了。家长对上山下乡极为恐惧。我姐姐已经下乡，我哥在当兵，我是老三，按政策应当留城。我从小受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教育，当时有一种要刻苦磨炼自己的冲动，加上我又是红卫兵干部。所以我们七个不应当上山下乡的同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成了典型，被树起来了。我爹妈绝对不让我去，他们认为插队非常可怕。我觉得他们妨碍我革命，和家里闹得一塌胡涂。直闹到我爸爸心脏病突发，一下子栽倒，我再也不敢闹了。就因为这个，我的户口本没拿出来，没走成，其他同学走了，所以我始终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对不起一块儿宣过暂的同学。学校对我很恼火，树了我典型，我却没走成，于是把我分到建筑队。从我自己来说，我却有一种赎罪的感觉，我得到苦一点的地方，心理才能平衡。
在建筑队，我当了泥瓦工。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反资产阶级法权，有一股风，讲究男同志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各行各业不适合女同志干的事，都要有女同志干。我们当时就是上海第一个三八女子泥工班。我们上班第一天就开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会。老工人说，旧社会俗话说，女人上船船要翻，女人上房房要坍。今天女同志就是什么活儿都要干。当时我是接受那套理论的，自己干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感到很自豪。当时确实是什么活儿都干。一块预制板300多公斤，搭着跳板，几个人用肩扛上去。人走都走不稳，可还是要扛着预制板走过去。确实害怕，但也硬撑着干下来了。泥工班里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高中生。
以老三届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既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观念最实用主义的一代。我后来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我上的政教系，我们这个班良知的旅程
46个同学，30岁以上的30个，最大的33岁，当时我们这个班的许多同学考分非常高，志愿报的也是复旦大学，但上级有指示，年龄大的去师范院校。还有一批30岁以下比我年龄大的。我22岁，比我小的只有两个。到了那个班里，我是小妹妹。在班里，我好奇而且如饥似渴。四年当中，我在同学们的自由讨论中得到的东西，远远多于课堂上的东西。同学之间思想十分活跃，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就接受了批判和怀疑。而在课堂上，几乎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我读的是文科，又是政教系，课堂上讲的全是陈词滥调。当时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被同学质疑，弄得非常狼狈。如果他是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感的老师，这批学生给他的压力是他最大的动力，会在他教师生涯中留下很深的痕迹。
当时正赶上思想解放，赶上宣传张志新，赶上竞选，那是思想最激动人心、最风光红火的年代。任何问题都是众说纷纭。一方面是这么活跃的思想，一方面是这么陈旧的课程。所以大学四年中我经常逃课，基本上是呆在图书馆里，《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读了好几遍。当时有几种杂志，《未定稿》、《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每期我都看，伴随了我整个大学生活，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营养，再有就是古典小说。我在读大学之前，没有看过一本古典小说，父亲认为那都是封资修。父亲让我读的就是《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书，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英雄主义的基因，是从这里来的。父母还让我看的是民间故事，苗族、蒙古族、格鲁吉亚民间故事等等，里面讲的就是善良，中学开始看《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典文化，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我都是空白。所以大量接触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上大学以后。尤其是西方古典小说，当时可以说是"恶补"。当时的文化基调还是理想主义、权威人格、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读到自由主义的学理，但很难培养出自由主义的人生姿态。
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社会生活。过去我在同龄人中一直出类拔萃，就是进了大学，没我什么事了，只能看热闹，同学们大都比我年龄大。当然，在为人处事方面，老三届的实用主义，不择手段，功利色彩，也至今历历在目。
本系的课我不太听。但中文系和历史系各有一门课深深地抓住了我。历史系有一门美国外交史，讲课的是50年代留洋回来的一个女教授，姓冯。听说一辈子没有结婚。她那种风度至今想起来仍然是我的楷模。她从来不用讲稿，要说的都在心里，讲出来全是活的。她讲门罗主义、门户开放，那些东西本来与我感兴趣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我对美国外交问题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位老师引起来的。她讲的具体内容也许我都忘记了，但她唤起的对知识的兴趣，却使我终生受益。她从不为难学生，没作业，你们爱听就听，不来也行，但她的课总是坐得满满的，让大家听得十分会心。她特别端庄，特别矜持，下了课，我都不敢去问她。但对她印象特别深。
第二门抓住我的课是中文系张老师的俄罗斯文学。有个中文系的朋友告诉我，这门课挺好听的。我去听了一次，马上被抓住，从此一课不拉。他第一课讲俄罗斯文学的美感。他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先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我一句也听不懂，却真的有一种醉心的感觉。他那种节奏，那样陶醉，似乎语言的美感一定要这样传递。我一下子就被击中，决定这门课一定要听下去。他的课完全没有俗旧的东西，他是真正有自己的见解，很轻松自如地传递给你。
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师，我就没有办法建立对大学老师的尊敬。后来我当了老师，我就用这两个例子，告诉学生，什么是好老师，我希望成为这样的老师。其实，这两个老师完全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但就是他们，促使我毕业分配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梁晓燕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世界史教师。6月3日晚去过天安门广场寻找其学校的学生。六四事件之后，梁晓燕表达了自己对于四二六社论和六四事件的态度，退出中国共产党，被停职审查。她在卡玛拍摄的六四事件纪录片天安门中描述过自己在事件中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