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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暴跌 留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乡

辰默3月底回到北京后发现,自己租住的村子里,平房空了四分之一。他在北京当装卸工,住在东五环外双桥附近。这是邻近市中心少有的还未拆迁的城中村,聚集着像辰默这样在北京打零工的异乡人,往常房子非常紧俏。但今年,疫情之下,他很多朋友至今还未返京,他自己的收入也较往常降了一半。不止北京,变化在很多地方发生。位于深圳龙岗区闹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也是打工者们青睐的居住场所。这里紧邻繁华商圈,巷子里是鳞次栉比的自建房,往日热闹非凡,常常一房难求。但现在,挂在窗口的招租广告消失了,很多房东抱怨今年房子租不出去。经常光顾的小店也关门了,留下的人不得不改变一些习惯。丁当所创办的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于城市打工者,办公地也位于这个城中村。复工后,工友们陆陆续续从老家返回,可是烦恼并没有消失。不少工厂开始实行轮休制度,上三天休两天;有的工厂五天只上班8小时,工人们只能拿到不到2000元的最低工资;有的工厂倒闭了,工人们直接丢了工作。疫情的后续影响,在一点点蔓延开来。这些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城市底层劳动者,多数从事着计时计件工作,首当其冲暴露在冲击波下。

无法复工的焦心

受工伤的怕工厂倒闭

赵利琴已经近四个月没有工作了,她所供职的北京一家专门服务于离休干部的家政服务公司,至今还未有复工的迹象。3月份,有公司工作人员给她发来微信消息,统计她目前的情况,当时她窃喜,以为要复工了。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也没什么动静。她小心翼翼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还不清楚。赵利琴虽然很珍惜因为疫情留在家中陪着儿子的日子,但她更着急复工,儿子还在读大学,家里缺钱。她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10年,错过了儿子的童年和青春期,想到自己不能陪着儿子长大,心里满是愧疚。有时,深夜里望着怀里睡熟的雇主家的小孩,她会偷偷抹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她变着花样给儿子做饭,想要弥补这些年的缺失。但是,想着未来的日子,她更焦心,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啊。在广东佛山一家小工厂工作的英姐,之前工作中被机器轧伤了手,现在双手变形,因为烫伤植皮,隆起的红色伤疤几乎占据了整个手背。

英姐受工伤的手原本生活中那些特别容易的事情开始变得困难。手指不灵活,没办法为八岁的女儿扎辫子,她带女儿去剪了短发。在家做饭,切菜剁不动骨头,连玉米也掰不动了。她既忧虑自己接下来的生计,也担心老板生意不景气,拿不到工伤赔偿。她原本在一家家庭作坊式小工厂工作,为纸板印花。经济不景气,厂子快倒闭了,工人们陆续被辞退,只剩下老板苦苦维持。英姐回到老家重庆,找工作并不顺利,每天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女儿在家上网课。疫情之后,工作更难找,她还担心佛山的老板要是工厂倒闭了,她的赔偿怎么落实。4月3日,她和老板已经完成了调解,本来说好的赔偿款,老板一次次拖欠,直到5月15日,老板再一次爽约。已经回到老家的英姐决定一周后再去一趟佛山,申请法院对老板强制执行。

好不容易复工的,收入也大降

复工的工人们,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林林在绿色蔷薇所服务的社区内生活,今年是她来深圳的第10年。她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工作。从4月底开始,工厂上三天休两天,身边有几个朋友也因为工作不饱和被裁员。这家服装厂,已经建厂20多年,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各大城市铺设了不少实体店,算是国内发展还不错的中档服装品牌厂商。但现在,公司的直营店正陆续从各大城市撤离,一位公司领导透露,因为生意冷清,可能要把原本的40多家店面撤到十几家。订单量减少了,林林的工作量也少了,而工资自然也就减了不少。这是林林在深圳工作的第10年了,也是在这个工厂工作的第10年。她对这份工作一直还算满意,虽然这几年厂里经济效益不如从前,但林林也没打算过换工作。“这份工作有双休,现在有双休的工作不好找。”

河北人辰默老早就想回北京工作了,不上班就没有经济来源。孩子还小,需要妻子照顾,一家三口就指着他在北京打零工挣钱。他到北京闯荡5年了,成为了一名装卸工熟手,这份工作不需要掌握什么技术,只要力气足够就能胜任。疫情期间辰默被困在老家时,偶尔会有经常合作的老板打来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去工作。他给房东打电话询问,得知村子里管得严,只有那些有正式单位,公司开了复工证明的人,才能进入村里居住。而像他这种没有固定单位的人,想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3月底,村子里的政策松动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活慢慢找上门来,但闲暇时间相对年前多了许多。有时一整天都没事做,到了月底一核算,收入直接拦腰砍断,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元左右。去仓库里装卸货物的时候,老板们也会抱怨,货卖不出去,不敢进货,好些仓库里还积压着2019年进的货物。辰默也焦虑,家人等着他汇钱回去生活,而每月除去房租、餐饮、交通费,所剩无几。

不稳定的劳务关系

随时被解聘的风险

疫情之下,实体行业中的体力劳动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境。在服务于城市家政女工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张倩看来,这些计时计件工作的工友们,必须在线下工作,不能像城市的白领一样选择线上工作等可替代的工作方案。在疫情防控之下,如果他们不到达工作地,就没办法开展工作获取收入。而且,在开始全面复工复产之际,他们身处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收入缩减。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3月份做了一个关于职业复工问题的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210份。上述调研发现,疫情期间,约有八成职工因为疫情影响延期复工,在延期复工期间工资正常发放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在企业复工后,部分职工又面临着调薪、增负的风险,其中约6%将被解除劳动关系。李楚晓在乐行社工里组织工友们活动,时常会听到工友们交流身边朋友被降薪、辞退的遭遇。而在疫情前就因为工厂裁员被辞退的广西人李广昌,在节后再返回佛山找工作时发现,工作不仅难找,找到的工作也不好做。朋友推荐的第一家公司,是为手机生产零部件,不仅工资迟发,还被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3月份的工资被整整扣掉1000元。4月15日辞职的他,发现工作更难找了,缺人的工厂少,找工作的人扎堆,工资也每月平均降低了1000元。

而类似家政工、装卸工等用工形式更加零散和随意的工种,他们没法和雇主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雇佣关系,则面临着随时丢到工作的风险。老板没有给英姐购买社保和工伤保险,只有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在这次英姐的工伤赔付中赔付了7万余元。辰默,连这份意外伤害保险都没有,万幸的是在这些年装卸货物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受过一些小伤,去医院包扎一下花上一两百块钱,他也未曾在意过这些“小事”。赵利琴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工资按工作时长计算,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像张倩她们这样长期服务的家政服务人员群体,因为工种的特殊性,在这次疫情中所受的冲击巨大。新冠病毒,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类似家政工这种需要入户的服务类型,在雇主看来是有一定的疾病传播风险的。至今,北京家政行业的临时、小时工,还都被叫停。

看不见出路,退路只有回家

这些底层劳动者对他们所工作的这座城市的感情是复杂的。在北京10年,赵利琴从不去医院看病,唯一一次去医院是2015年,她急性阑尾炎发作,雇主把她送去了医院。赵利琴疼得在医院里打滚,没有医保,估计在北京做手术的花费不菲。她果断给老公打电话,让他连夜赶来北京接她回家。忍着剧痛在丈夫搀扶下凌晨坐高铁回家,准备到老家县医院做手术。到了医院检查时发现,她阑尾穿孔,不及时治疗很危险。做住家保姆的日子,上六休一。工作的六天,赵利琴时刻保持待命。没有休闲和娱乐,玩手机的时间都极少,最初她甚至连使用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和发送微信语音消息都不会。到了周天休息时,她会选择去公园闲逛。那时没有朋友,也不舍得花钱去娱乐,能去的地方只有马路和公园,逛累了才回雇主家,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孤独。租住在城中村内,这种异乡人的感觉从未从他们的心头消失。来北京23年了,丈夫和儿子也均在北京工作,家政工刘进财也渐渐适应了北京的气候,喜欢冬日里的暖气,过年时回到四川老家,她已经无法再适应气候的湿冷。但是,她知道自己终将会离开这座城市,在老家盖了房子,也买了新房。母亲老了,生了病,她琢磨着是时候回家照顾老人了。

在这些大城市内,他们挣着辛苦钱,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林林一家四口都在深圳,虽然经历了多次搬家,感受着房租的翻倍,物价的上涨,但她依然爱着这座城市,这里比老家繁华、舒适,生活更加便捷。绿色蔷薇的活动中心内,丁当感受着工友们的担心和忧虑。许多工人在深圳打工已经好些年头了,对这座城市已经充满了感情。因为丢失了工作,脑海中也闪过了是否要回老家的念头。工友们在观望中向丁当倾诉:“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回家吧,但不想回去,你说我回去了干什么呢?”林林和同事们聚在一块,也会为要是工厂倒闭了,自己该何去何从的未来而迷茫。丁当问父母有离开打算的小朋友愿意回老家吗?小朋友摇摇头,“我舍不得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大城市没有缴纳社保,不能享受医保,孩子读书困难,但回到故乡,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几乎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没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乡。从14岁到深圳打工,到现在创办绿色蔷薇,服务于工友,丁当对工友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国家现在对复工复产的扶持政策都是针对企业的,还没有针对工人的补贴。而且,针对企业的免税等扶持政策,是否有回馈到工人身上,也是未知数。如果对城中村里的工友们有直接的帮扶政策,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比如租房补贴、放宽孩子入学门槛,等等。”(文中丁当、辰默、林林、张倩为化名)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凤凰WEEKLY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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