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有一个放置东德秘密警察局档案的地方，这里存放着当年东德的秘密情报。里面的资料还有很多没有修复，这个工作还需要进行几十年。
最近刚刚读完一本书，书名是《档案：一部个人史》，作者加顿艾什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中东欧当代史专家，英国《卫报》专栏作家。
1978年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的加顿艾什，看是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纳粹时期德国的文化和生活”。为了完成论文，他分别到当时的西柏林和东柏林进行考察和调研。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半后，来到东柏林洪堡大学，继续进行资料的搜集工作，并持续了将近一年。
东德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安全部，也即人们熟知的“史塔西”Stasi，它被称为“党的矛与盾”，它的首要任务便是让单一独大的东德共产党永远执政。因此，史塔西是党的秘密警察，它不仅是党需要时对敌人发起进攻的武器，更是帮助党辨识敌人、防御敌人的利器。
被“史塔西”盯上的人，都被建立了一份“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政治作战工作辞典》的定义，“作战性个人管制”为“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被辨识的目的，当然源自于对敌对势力无所不在的“怀疑”，因此这份档案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
就像给一个人画像，必须全面、精准地展示人物的各个部位，因此，史塔西招募了大量被称为“IM（线民）”的人，以便从各个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接近被观察者，打探被观察者的言行，了解其活动和追踪其行踪等等。“史塔西”内部还有专门负责该人档案的国安部军官，负责联系“线民”，管理“线民”，对被观察者的言行进行收集、整理、判断、制定行动计划、给出总结等等。
“1989年开始，IM（线民）已经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党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如德国共产党独裁一般的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亦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这种腐败又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倒台之前，史塔西总计拥有9万名全职人员，17万IM线民，按照东德总人数计算，当时每50名东德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史塔西”有关联。
两德统一后，1991年新德国出台了一项有关国安部个人档案的规定，个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调阅自己的档案，当时即有100万人提出申请，其中确有50万人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不难想像，当人们在档案中看到原来告密者就是自己身边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时，所引起的震惊、愤怒、伤心和绝望。如一例因此而离婚的夫妻，丈夫从认识妻子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这个丈夫就会到国安部把所有的事都汇报给个案负责人。
本书作者加顿艾什做为一名来自“西方”——英国的学生，同时又为媒体写文章，免不了要接触各色人等，经常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穿行。于是就因一次无心的对话，以及接下来一两次无辜的接触，史塔西就将他加入了中央档案，成为了一名嫌犯。
加顿艾什看到自己的档案后，以一名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一个媒体从业者的求实精神，不辞辛劳追踪和采访了档案中涉及到的所有IM线民和国安部官员，以期从历史的角度对特定人物进行分析和研究。本书叙事即通过这样一条主线，读来引入入胜又扣人心弦。
比如，档案中有一份观察报告，详细记录了他在1979年10月6日晚到东柏林观看东德建国三十周年火炬游行的行踪。观察报告显示，从他在腓特烈大道车站的地下通关所进入东柏林土地的那一刻，就进入了观察范围，报告事无巨细地详细记录了他当晚的一举一动，直到他通过同一地下通关所离开东柏林为止。
加顿艾什的档案共有325页之多，包括了来自多个IM线民第一手的观察报告，还有来自其朋友维尔纳-克雷奇牧师的档案中与其相关的信息节录，另外还有他在英国《旁观者》周刊发表的文章影印件、在机场被秘密搜查时拍摄下来的他的个人笔记，甚至包括牛津导师给东德英国领事馆的推荐信。
IM线民是史塔西最看重的资源，根据档案资料，共有5名线民被史塔西利用来监督加顿艾什，从对其中几位线民的采访和作者查阅线民档案，发现史塔西发展线民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利诱、威逼、恐吓等等。
IM“米夏拉”，是一步一步逐渐被拉进“组织”的，就好像“鱼被引诱上钩的过程”。她是一家画廊的主任，在跟史塔西合作后，获得了相应的特权，她可以随意地、不受限制地出国旅行、观展。
IM“舒尔特”是教英国文学的大学教授。因被检举在酒吧中行为不检而被勒索成为IM线民。喜欢长篇大论写毫无内容的报告，总是想方设法骗到国安部的经费，好到外地旅游一下。
IM“史密斯”是一名英国人，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太太是东德人。国安部胁迫他，说在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要他设法证明自己无罪。为了不被驱逐出境，不离开家入，只得签下宣誓书，保证自己将“自动自发，支持国安部的工作”。
“怀疑”和“恐惧”是共产党体制特有的威吓手段，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唯恐组织对自己不信任，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消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这也是IM线民与史塔西合作的初衷。他们必须表现出配合的态度，因而喋喋不休，将所有自认为无害的信息细节都说了出来。
但对于史塔西而言，他们却对IM所提供的这些“自认为无害”的细节信息特别重视，那些琐琐碎碎、看似没有任何重要性的信息被放在一起以后，经过分析归纳，便呈现出完整的个人细节信息，具有较大的杀伤力，而这便是整个国安部体系得以运作的原因。作者写道：“真正令我震惊的是他们侦察自己人，并让自己人互相侦察的部分：在那个硕大的监视、恐吓、镇压的系统下，什么‘舒尔特’、‘史密斯’、‘米夏拉’，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
因此，史塔西才是真正掌管整个系统的幕后黑手，他们可以看到所有IM线民的报告并拼凑对他们有用的细节信息，能够在内部交换关联人的信息，采用“打探”、“渗透”、“秘密检查”等等特殊手段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史塔西严密、精准以及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在作者的档案中得以完美体现，如负责此案的军官文特少尉不仅为档案写了“序言报告”和“行动计划”，最后还写了非常详细的“总结报告”。
档案中还有另一个负责此案的金策尔少尉，他根据与IM线民“米夏拉”和联络人“格奥尔格”的会商结果写出了一份长达四页的报告，报告认为线民提供的有关加顿艾什到其家中拜访“格奥尔格”的过程情报极有“军事作业”价值，由此判断加顿艾什有“高度的（间谍）嫌疑”，因为他在跟“格奥尔格”联系时，同时动用了三道“幌子”：朋友的朋友、记者、东德文化生活的学习者。
这里指作者用了三道“幌子”，就是指一人兼具多重身份，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联系某人物时说是其朋友的朋友，以免被拒绝；交谈开始时自我介绍是记者，以便切入话题；谈话深入时说到自己是来柏林洪堡大学学习的学生，使气氛更加轻松，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史塔西的眼里，却成为“极有军事作业价值”的情报，从而判断出其人具备“高度（间谍）嫌疑”。另外，金策尔少尉写道，他注意到“格奥尔格”可能已引起“敌方单位”的兴趣，并开始怀疑“格奥尔格”。
告密、怀疑、被怀疑，这是生活在东德的IM线民的悲哀，害人害己，这大概就是报应吧。在喋喋不休告密别人的过程中，不知道哪句话就会引起史塔西的深入联想，使自己也变成了被怀疑对像。事实上，东德倒台后，如果哪个人被发现曾是IM线民，不管其是多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
一旦被史塔西盯上，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因为极权政权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给个人和家庭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青年布莱希特”一般无法进入大学就读，因为他试图搞一个反抗政府的组织；如“艾伯哈德-豪夫”一般失去工作，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如“维尔纳”一般在你的孩子身上复仇，因为在他的教堂中人们可以讲点实话；如“瓦姆比尔博士”一般把你关进监狱，因为传播反国家的煽动言论，而且没有审批就先判下你的刑期，等等。
东德共产党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限制，比如，未经国安部批准不能结婚；未经允许不能买房，不能出游，不能出国，甚至连胡子都不能蓄！还有，如果妻子的父亲（甚至叔叔）加入过党卫军，要么放弃妻子要么放弃工作。
东德共产党的管制之严，毫无人性，书中讲述了一个“加州小子”的故事，作者在餐厅邂逅一位穿着“加州大学”T恤衫的年轻人，今年22岁，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1961年8月柏林墙一夜之间砌起来的那一晚，3岁的他，正好到东柏林的祖父、祖母家过夜。东德政府从此就不允许他离开。据估计，当时有4000多名儿童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同父母相聚。他在东德被人认养、长大，现在是电车司机。有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开着发亮的奔驰汽车，带着小礼物，从西柏林过来看他。他身上穿的加州大学T恤衫便是父亲送的礼物。而一篇机密报告显示，在1972年8月的时点东德还控制着1000名这样的孩子。
而在作者回访线民和国安部官员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然而，“他们行为的总和却是一大邪恶”。
例如，原史塔西内负责监控柏林异议分子，以及文化圈、教会和大学的柏林组组长蔡泽维斯，他承认史塔西内部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他更着重强调的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为与道德标准。他热爱家庭、忠诚于妻子、孩子教养很好、从不看西方电视节目。作者写道：“他明明就是一个罪恶的执行者代表，却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出现了结构性、系统性的错误。”
史塔西内部反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克雷奇将军，不但监视西方间谍，而且也监视一般西方外交官、记者、学者、艺术家，以及西方所有可能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当作者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让他个人觉得很罪恶的。“不”，他说，“我做的是我份内的事。”
原史塔西体制内的人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政府工作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政党”。为政党卖命的人说：“问题不在我们，在国安部”。刺探国外情报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他们”。跟他们谈，他们又说：“责任不在我们组，责任在XX组”。而跟XX组的蔡泽维斯谈，他却说：“与我无关”。
更有甚者，史塔西内部II/9组长考尔富斯，认为国家安全部，正如其名，赋予普通人安全感。大部分人感谢那份安全感，而且并不介意牺牲一点点的自由，以交换那份安全感。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彻底放弃思考的权力后，让制度之思想代替了个人的思考，他们的借口是，自己只是在“做自己分内的事”，“责任不在我，与我无关”，甚至认为史塔西体制“给人们带来安全感”。
就目前所知，东德共产党的秘密警察组织是最广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了，因为即使纳粹与其相比也逊色不少，更不用谈西方国家如英国的情报组织了。
但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两德统一后的新德国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反思和反省方面做得比较好，包括举行公开审判、进行体制内肃清、组织委员会等等，尤其是系统性开放“史塔西”档案，让每一个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者是如何害别人的人都能查阅自己的档案。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目前提供给民众查阅档案的“高克机构”正是原来的史塔西总部，档案还是原来的档案，只是其用途已经发生改变，过去是史塔西用来疯狂掌控每个人思想行为的手段，现在已变成让每个国民用来反思过去的反面教材。现在的高克机构被称为“国家真相部”，了解真相才能分辨善恶，只有真相永存，人们才能不再回到那个“国家恐怖部”的时代。而不久的将来，类似的改变也会在中国大地出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