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左骚乱分子在西雅图用障碍物围出一个“自治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史资深研究员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教授6月19日撰文说，与历史上其它的骚乱一样，今天美国的疯狂会像病毒一样衰落，因为它开始伤及到他们自己，其过激行为也吓到了同情者；而且，这种疯狂的骚乱还会孕育出巨大的反效果，很快他们就会感受到反向的飓风。
汉森教授在福克斯新闻网刊登的文章中写道，与政变或政治革命不同，文化大革命不仅会改变政府或领导人，还试图重新定义整个社会。其领导人称之为“整体性的”和“系统性的”。
文化大革命打击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象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Jacobins）所谓的“恐怖统治”屠杀了基督教神职人员，重新命名了月份，创造了一个新的至高无上的“真理”。
毛泽东严厉打击所谓西方颓废的东西，并让农民炼钢铁，给知识分子戴高帽。
卡扎菲的绿皮书组织（Green Book）清除了小提琴，迫使利比亚人在他们的公寓里养鸡。
当前的“黑人命贵”大革命已经“取消”了某些电影、电视节目和卡通漫画，推倒了雕像，试图在市区建立新的自治区，并重新命名了街道和广场。一些狂热者剃光了头，其他人则使当局对他们的革命同胞卑躬谦让。
但当文化大革命演变成吃人的时候，其必然会消亡。一旦红卫兵开始打杀毛泽东身边的高官时，它就开始衰落。
如果邦联人物的雕像必须要推倒，那么（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自己的市长父亲又如何呢？这位以前的巴尔的摩市长曾经为邦联将军们的雕像尊敬地剪过彩。
如果所谓的种族主义者不配在国家圣殿上得到应有的赞许，那么代表左翼自由派的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公共国际事务学院又当如何？它是以威尔逊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而他比20世纪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倾向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见。
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是左翼进步专业人士梦寐以求的金字招牌，但他们是以被现在的抗议者称为种族主义者的名字命名的。
以邦联将军、种族主义者和非军事天才的福特·布拉格(Fort Bragg)命名的标志性军事基地，其名字受到攻击是很容易的；而要失去耶鲁大学MBA或博士学位的光环，或者承认左翼自由派学院的校名是来自种族主义者的总统，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旦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会怀念过去，不会容忍人性的脆弱，也不会考虑权衡善恶。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总是做出两个错误的估计。
第一，从他们高调的声势来看，他们以为破坏行动永远都不会祸及到自己。
第二，如果他们被暴民指责，他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某种方式躲过劫难。
换句话说，一旦文化大革命变成无政府状态并祸及他们自己时，他们就会失去支持。当沉默的同情者断定他们也可能成为目标时，为了生存，他们会反目以前的偶像。
我们现在看到了，同情自由派的旁观者在疑惑。他们在想市中心的纵火和抢劫是否会蔓延到他们在郊区的住宅？他们是否真的希望自己的名牌大学、华盛顿或杰斐逊塑像遭到污损或重新命名？拨打911电话时不断出现忙音会怎样？
当自由派的市长、黑人警察局长、左翼进步派的州长或白左成为暴民攻击的对象时，谁会真正安全呢？
答案是没有人会安全。因此，文化大革命就偃旗息鼓了。
女权运动“我也是”（MeToo）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好莱坞和文化精英们也受到指控，损失惨重。渐渐地，左翼进步派名人开始要求拿出证据，在他们的职业生涯被摧毁时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这些文化动荡偃旗息鼓的原因是，今天的革命行动明天可以被谴责。没有哪个领头者愿意与那些人共赴黄泉。
但有一个警告。
有时文化大革命不会死掉，因为它们被暴徒或杀手劫持了。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疯狂的虚无主义骚乱，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但当希特勒将其转变为他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邪教时就不同了。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复兴了列宁荒谬而失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当前的疯狂会像病毒一样衰落，因为它开始伤及到自己，并恐吓到了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的同情者，除非有人像拿破仑一样用“一堆葡萄弹”把暴民变成他的个人崇拜者。
拿着武器的说唱歌手拉兹·西蒙尼（Raz Simone）据说是西雅图市中心“国会山自治区”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他既没有人才也没有资源来扩散其无政府状态。
持不同政见的领头人可能受到了误导，但他们仍然是爱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像拿破仑那样的人宣称只有他能够带领当今的城市革命取得胜利。
最后的想法：在没有残酷的独裁者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不仅最终会死去，还会孕育出巨大的反效果。
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催生出了保守的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革命者们现在出尽风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很快就会感受到反向的飓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