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月，常州金坛河滨小学缪姓女孩的故事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虽然像这样的极端案例不多见，但“小学老师毁一生”的悲惨故事在近年舆论里可谓俯拾皆是。
事实上，教师暴力是校园暴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至今，每年仍有数十起教师辱骂殴打学生的事件突破“新闻屏障”，其中不乏直接致伤致死的案例，远比袁老师恶劣得多。
隐匿在暗处的师生暴力和冷暴力则更多。这些伤害大多无人统计也无人关照，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成为新一轮暴力的潜在根源。
“20年后学生打老师”事主出狱。2018年7月，事主常某在街上遇见了初中班主任老师，由于自己曾被其多次虐待，怀恨在心，当街殴打老师并录制视频发到网上
与动手打人相比，日常中更容易发生的是老师们的冷暴力。
金坛河滨小学事件中，让公众尤其愤怒的就是老师袁某某的冷血。本来没有多大问题的作文，她要求孩子一遍遍修改；事发后，不但她自己不回家长微信、电话说一句就挂断、第二天照常上课，在该班级微信群中，还有其他学生家长成排为她“点赞”。
这种典型的冷暴力虽然在司法上难以认定，却唤起了无数成年人最难堪的儿时记忆，所以引发了舆情风暴。人们声讨的不止是袁老师，也是曾经羞辱自己的那个班主任。
不过，是中国的老师比其他行业人士更冷漠、更不负责任吗？真不是。
老师对谁负责
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家长和社会经常只关注他们教书育人的属性，而忽略了他们作为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的属性。
和公务员们一样，中小学的老师们也需要熬年限、升级别。在同一个地区，老师的工资和在学校的地位通常是由职称决定的，而评职称的规则和社会对老师的期待“为人师表”基本上没有关系。
2020年5月28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全国优秀教师”郑林先进事迹报告上，孩子们为报告团成员献花。
一个有一定教龄的老师可能会获得五花八门的头衔。像新闻中的袁老师，就被评为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等。其中，真正属于职称的是“三级二级一级高级正高级教师”的国家人力资源系统。
就跟所有的事业单位职称一样，教师的职称也是有名额限制的。每年度，一个行政区的小学学段新评定的一级教师名额是该地区所有小学老师的一个百分比，一般是3%，高级教师一般是2%。
国家给出的评选标准，除了学历和教龄之外，都是虚标准。这就让各地不得不对这个空泛的指标体系进行细化。
教育部和人社部《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中，对于高级教师的评价要求
在新闻事发地常州，这套考核标准是这样细化的：
首先要政审、学历、教龄通过，至少完成一个特定学时的进修；
然后是工作量（教学量）、公开课、教学效果排名、表彰表扬；
然后是教学科研、课题申报、论文获奖；
然后是担任班主任，或团队辅导员、课外小组指导老师、学校管理领导干部若干年限，显然前者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后者的；
收受钱物、体罚学生、办课外班等虽然不允许，但只要不被捅破，就不会被一票否决。
其中还有最后一条耐人寻味的必要条件：“任教班级学生的满意度较高，即不低于85％。”
当然了，每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不难想象，实践中由于填写和上交过程无法做到保密，这种学校自己发起的“给老师打分”活动基本是流于虚设的。且不论小学生是否有能力给自己的老师打分，如果老师提出打全 A的要求，学生也没有勇气拒绝。
这套指标体系里没有一项和家长满意度直接相关，也不包含班级管理水平的考核。用柏拉图式的爱与智慧管理班级，和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势利和权术管理班级，在这套评价下没有区别。
换句话说，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在自己的晋升路上，除了考试成绩之外，基本上不会有求于家长和学生，也没有要尽力满足家长和学生需求的地方。
除了正式的职称，大多数地区还为老师们设置了五花八门的荣誉和培养制度，如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名师、“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等。这些大多数也只关注教学能力和资历，在很多学校更是沦为了公开课评选，难以反映老师的真实水平。
校园暴力并非只有孩子之间的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教师是重要的诱因，甚至主因
“爱的教育”没有奖励。暴力或者冷暴力，只要不被抓住，也没有处罚。因此，许多被曝光的教师都曾评过职称和各种荣誉称号，甚至是上级和家长眼里抓成绩得力的名师。
除了袁老师，根据公开报道，“20年后学生打老师”的当事人张老师也曾获得过全县优秀班主任称号。
某市小学“优秀教师”长期殴打谩骂学生，通过录音举报才被发现
当班主任也一样。在很多学校，带班带得好没有额外加分，带得不好却会成为减分项，老师们主观上并不愿承担这钱少事多的工作。
管好一班熊孩子本就是难事，加上事情多、福利少，中国教育界从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经历“班主任荒”
本质上，老师就像其他事业单位的职工一样，是对上负责、由上考评的。这决定了只有特别负责任、特别有教学理想的老师才会实行善治。
老师基本无求于家长，家长则有求于老师。小到不给孩子找麻烦，大到各种推优评优，都需要老师帮忙。正是这种单向的需求关系助推了拧巴的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
糟糕的家校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在对中小学老师提出种种天使般的要求之前，不要忘了，这是一个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国家。可以想见，许多地区的中小学老师并不由最适合的人才担任。
大部分体制内老师的工资都跟当地事业单位的平均水平接近，或者更低，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普通教师往往只有三四千元。在财政紧张的地方，老师讨薪的新闻屡见不鲜。
仅近一两年，就有六安、宜春、温岭等多地的教师讨薪事件曝光
中国学校的老师工作多、挣得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中国老师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工作多，但他们每周也要至少工作40小时。这在世界范围里算不得最忙，但根据经验来看，相关统计可能低估了他们实际上的工作时间。
世界各国教师的工作时长。灰色是老师的实际工作时长，蓝色是普通公众认为该国老师的工作时长。中国位于红箭头所指的位置/图源：Varkey GEMS Foundation
瓦尔基环球教育集团基金会（Varkey GEMS Foundation）的年度报告显示，在全球各国的教师尊重（GTSI）排名中，中国教师多年蝉联榜首。这也意味着中国家长和社会对老师抱有最高的期待，老师们需要负最多的责任。
中国老师的平均收入却在各国之间排不上号。他们的实际薪酬不但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而且低于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在公立学校，教得好与差，收入的差别不大。
国际经合组织（OECD）36国的教师工资统计，蓝色为起薪，红色为15年教龄工资，黄色为最高工资。2018年，中国教育行业国有系统内职工的平均收入是87031元（《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即便包括高校教师，也还是低于图中所有国家。图源：[1]
这也就难怪，中小学老师的创收项目会屡禁不止了。
最典型的，就是像袁老师一样，私下里办补课班并变相要求学生参加，这样的伎俩从八九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
除了办补课班，某些老师还有很多隐秘的来钱方法。比如让小孩订教辅、订杂志、订“必读书目”，私下向家长兜售东西，都是某些老师的“创收”来源。
中青报等媒体曾曝光过，一些海外游学机构发展学校当下线，从每个学生的花费上得到的提成通常在5%-7%之间，十人左右的团只要报满，带队老师就可以蹭团免费出境游。
有了朋友圈之后，一些小学老师更是在家长群做起了微商。虽然老师们也是无奈之举，但在不对等的关系下，这很容易成为面对家长的强买强卖。
加上从上方而来的压力，从“校本课程”到“阳光体育”作业，一些老师开始通过微信群、钉钉群“奴役”家长。
在这五花八门的家校互动之间，在群里给老师点赞已经算是家长最廉价的讨好方式了。
其实，上一代人的家校关系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移动网络不发达，家长一学期只去几次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不紧密。更方便的通讯工具反而加重了家长的工作量，家长之间的攀比效应也通过网络一目了然。
教育部曾多次明确表示，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
但老师们也有苦衷。他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六点，中学老师还要到更晚；事业单位式的各种应付检查、各种行政命令，各种对于业绩和自我提升完全无效的项目都需要完成；还有一班五十个熊孩子要管，再加上由于编制人员短缺带来的教学压力。
除了优质学校和顶尖的老师，大多数人要面对完全单线条的晋升渠道，以及二十年几乎不变的待遇。
对于有事业心的职场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堪称绝望。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后，这些人如何面对和自己同一个起点，却选择了“下海”、考公、进机构的同龄人。
唯一的好处大概在于“稳定”，而在一个一切都很“稳定”的环境下，最难保持的就是“理想”和“热情”。
消磨掉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生的激情只需要一两年。当教书育人的理想逐渐变成流程管理和公事公办，在逐渐被教育事业异化的老师们中，难保不出几个冷血的“袁老师”。
所以，围攻某个具体的老师没什么用，尤其当她的错误在这个行业里俨然是常态，在其他的教师群体里也显得如此司空见惯的时候。
如果能做些什么的话，首先需要提升老师们的合法待遇，保证不用“创收”也足够养家糊口，而且要让这个职业不变成一眼看到退休的死饭碗。
还需要改进基层教师的评价体系，不单以冰冷的资历-教学-科研指标为依据。只要老师们还只用对上负责，还在低薪中日复一日地周转，河滨小学女孩的悲剧就时刻可能再次发生，因为他们的工作其实不需要真正对学生和家长负责。
改变教师所处的环境，就是保证中国孩子的安全与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