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无论是川普的“贸易战”，还是习近平的“细菌战”，或者两者兼顾，将中国逼回闭关锁国，漂亮的说法叫“内循环”，按老话儿说，那叫“洋务运动”闭幕了，回首三十年师夷，邓小平不过学了一回李鸿章而已，没什么“总设计”可言，然而的确令人感慨：中国起飞，黄金万两，贫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鸣锣收鼓，缩回去“循环”雾霾和污水吗？】
一九八八年，秋高气爽的北京，我和钱钢蹬着自行车，奔驰在二环路上，快到前门了。这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写过《海葬》、追溯北洋水师覆没大悲剧，正气喘吁吁的告诉我，他去煤渣胡同寻访李鸿章的总理海军军务衙门，渺无踪影，却意外发现李鸿章故居贤良寺，寺旁正在兴建“王府饭店”，那地皮恰是当年海军衙门旧址，有一架巨型吊车高耸，上书日文“熊谷组”三个字。钱钢说：“太讽刺了！”
几年后，我在海外又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不过唐德刚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