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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总结的中共参加谈判的原则 极为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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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参加任何谈判,都是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的:一、不断的增加要求,以后案变更前案。二、只要求对方让步,自己绝不让步。三、充分利用和谈机会,充实准备,扩大宣传。

重庆谈判国共两党领袖合影,左起:美国大使赫尔利、蒋经国蒋介石、张群、王世杰、毛泽东

所谓军队扩编问题,质言之实即扩大叛乱资本问题;所谓军队驻地问题,实即扩大叛乱地区问题;所谓地方政府问题,实即扩大割据地盘问题。政府为了撑持“共赴国难”的关系,也希望共党万一有恢复人性之一日,所以不借委曲姑息以求全,想从谈判中解决问题。可是在几年来的忍让折冲之下,还是一切归于白费。

原来共党参加任何谈判,都是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的:

一、不断的增加要求,以后案变更前案。

二、只要求对方让步,自己绝不让步。

三、充分利用和谈机会,充实准备,扩大宣传。

总而言之,共党政权是一个绝对的黩武主义的政权,他们的目的是在鞭笞六合宰制寰宇,在此一目的未能达成之前,任何行动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和谈当然不能例外。谈判的基础应当是诚意,没有诚意的谈判,只能制造浪费,如何能获得结果。

而且即使获得结果,不是也可以拿来撕毁的么?

三人小组的协议案,共党何尝信守过其中的一字一句呢?

在三人小组成立几天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包括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社会贤达九人,是一次接受共党要求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会中通过五项协议,都是政府为了和平,不惜忍让一切所获得的结果,无如共党出尔反尔,对此五项协议,仍视同具文。

譬如会议中争执最多的问题,是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问题,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其略为:

一、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二、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

三、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其职业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四、新增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但会后共党一面扩大军事叛乱,一面延不履行政协所作之协议。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函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三氏,同时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说明目前不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人选及提交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之协议,遂为共党所破坏。政府至此仍以最大忍让精神,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七月三日,政府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八日,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发表严正声明,其略为:

一、为贯彻和平政策,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二、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惟二口法步骤,亦不能再予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

三、政府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代表之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

共方对于此项声明的反应,完全失去理性,除诋毁停战是“继续大打的作战”外,公然要求“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共党如此为所欲为,否定他们自己参加的政协所作的协议,充分证明共党反复无常诛求无厌的特性。和这样一个反复无常诛求无厌的集团,谈和平,谈团结,谈合作,如何能下枉费精神?

政府徇“第三方面”之请,国大于再度延期三天后,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幕,周恩来于是月十九日飞返延安,和平谈判由此中断。但他们还在南京留下一个中共代表团联络处,以表示和谈尚未完全绝望的姿态。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马歇尔特使奉召返国任国务卿。我政府不因调人之离去,而放弃恢复和谈之努力。但因共方态度愈益蛮横无理,无法进行。一月二十九日美方声明退出军事三人小组。时共党利用京沪渝各地所留置之联络人员,阴谋策动对政府之各种不利事件,扰乱社会,破坏经济,散布流言,政府不得已乃限令彼等于三月五日前一律撤退。至此和谈希望乃不绝如缕。

是年五月二十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在南京开幕。六月二日闭幕。会中通过了一项和平提案,列举三点:一、请政府再度申明,继续贯彻“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方针;二、请中共迅派代表来京,与政府双方无条件恢复和谈,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原则,积极研讨,迅速实行;三、本次大会闭幕后,由本会主席团及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决议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

这可以说是戡乱动员前夕最重要的一次和平呼吁了,不想过了两天,共党竟公然拒绝了此项提议,他们叛乱国家夺取政权的野心,已不复加以讳饰。政府的忍耐,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期。这才在七月十八日公布“动员戡乱纲要”,下令总动员,以剿平共党叛乱。

从立“共赴国难”以后的国共和谈,前后历时八、九年,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共党万无与其他政党和平相处之可能,我们从北伐时起,即已有极清楚的认识。

和谈之无益,不待动员戡乱之日而始知之。然而我们为什么不断作此无益之事?根据我的分析,约有以下数因:

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精神。

二、以为中共未始不可恢复人性。

三、在中共真面目全盘暴露之前,其伪装欺骗伎俩,极为高明,国内外同情他们的人颇不为少,政府不能不顾及舆情。

四、在抗战期间同时剿共,两面作战事实上不可能。

五、胜利后国人望治情殷,和平为举国一致的呼声,和谈为全世界民主国家一致的希望,甘为戎首者,必为国人所共弃。

六、胜利后,国家百孔千疮,需要美国援助之处甚多,而当时美援政策,是建立在不打“内战”的基础上的,而以改组政府统一国家为条件。美国的居间调处,我们事实上不能不予接受。但美国的此种条件,反为中共所利用,以破坏国家之统一,及使政府改组成为无望。因此美援政策,本为促成中国之统一及政府之改组的,反而使中国统一及政府改组成为不可能。

七、在抗战结束时期,我们的部队多在西南地区,由西南转运至华北、东北,非有半年时间不可。故为争取半年之部署时间,和谈对我亦并非无利。

总之,和谈在政治军事及其他各种关系上,是极为错综复杂的一种行动,在理论上是应该的,但说大陆因和谈而沦陷,亦不无其理由。不过根据我们痛苦的经验,欲与中共和谈来解决问题,终究是愚蠢的。

在马歇尔特使调处和谈期间,我因病在沪疗养,初未参加,病稍愈后回京,曾经当过几次政府代表,我当时觉得马帅对于中共情形太隔阂,有让美方了解一下中共实质的必要。光和马歇尔本人谈还不够,同时也要和他助手谈。后来在李惟果担任翻译之下,我和马歇尔助手谈了两次,我首先说,我的话可能偏于主观,但也未尝不可供你们的参考。于是我将共产党过去许多经过详细的告诉他们,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美国将领掉眼泪,他说这样说来,和谈是无望了。我说:“不然!中国人的道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你们了解,这事还有可为。譬如作战,先有了情报,了解敌情,才可以下决心,定计划。”可惜我们这次谈话,因为马帅先入之见太深,也没有发生多大作用。

后来马帅准备回国,我去看他,有十几位外国记者包围我,其中有一位问:“你看这次马帅是失败还是成功?”我说:“成功!”他很惊奇的说:“大家都认为是失败,你怎么说是成功?”我说:“马帅对中共今后可能多少有一点认识。”接着有人问我:“到底马帅如何?”我说::“马帅是个模范军人,是个标准美国国民,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我不知马帅以我为何如人。他在“离华声明”的文告中,有“双方之极端分子”之语,他是否把我列在“极端分子”之林,很难说。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陈诚先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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