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领导一切”是反民主的病毒思想
“党领导一切”最早见于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月毛在《新民主主义论》写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就是“党领导一切”的代名词。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945年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而工人阶级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的，所以，“工人阶级领导”更是“党领导一切”的代名词。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政权的性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就是“党领导一切”。1962年1月毛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提倡党政分开。82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间接规定了“党领导一切”，说明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89民运被镇压后，党政分开不再提起。
既然82宪法确定了中共的领导地位，那么，国家的权力就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共党了，那就违反了82宪法总纲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那么，决定由哪个党来领导国家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人民。没有人民通过一定方式的授权，就宣布中共是国家的领导者，显然是强奸民意，违反了“人民主权”原则，是邪恶的专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用法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选择。82宪法规定了共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意味着党大民小、党主民仆，人民只是中共的奴隶。如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领导权岂能为工人阶级或中共独享？这就给人感觉：中共是肉食阶级，中共外围的人民是喝汤阶级；而宪法序言中的“敌对分子”就是喝西北风的阶级，权利完全不平等。中共国离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还很遥远！张雪忠说：“中共一边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边又说人民必须接受它的领导，这纯粹是一个矛盾：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接受党的领导；如果人民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切权力之上的领导权，就像是一块比最大的石头还大的石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所以，“党领导一切”病毒思想必须废除。
二，党天下乃万恶之源
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的帝王专制，尽管声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没有完全剥夺国人的私有土地、私有财产及私人自由、私人尊严；只有以“尚黑”之“党”全盘控制全体国民的物质、精神生活的中共之“党天下”，才是万恶之首和万恶之源。一党制，由于凌驾于一切之上，而不受任何制约，不受任何束缚，甚至法律也对它无可奈何，因此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无限的乃至于绝对的权力；它可以对其他政党和其他人指手划脚、行批评和监督的职能，其它政党和其他人则不能反过来同样地对待它；它可以认定其他政党和其他人为“一小撮”，而其他政党和其他人则不能反过来对它进行同样地认定；它可以通过所有的新闻媒体以国家的俨然理所当然的意志发号施令，而其他政党和其他人则完全不能利用甚至一种新闻媒体宣讲自己的观点。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党制对内专权、对外专权，形成了全党跟着中央走；中央跟着党魁走。而党魁发昏，则全国必遭殃。1946年3月30日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社论；而后的毛泽东当政更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害死了上亿的人，比蒋介石时代那是更为严重的灾难。其后虽有1980年代短暂的缓和时期，依然出现“64”之灾；江泽民当政时代有洪灾、艾滋病泛滥和法轮功遭灾。胡锦涛当政时代有：萨斯冠状病毒疫情泛滥世界，四川大地震，三聚氰胺导致30万儿童得肾结石。
中共的领导不经由人民的批准和同意，就必然形成依靠暴力与谎言来维持统治的极权体制，于是，一切暴虐、腐败、阴谋与病毒就应运而生，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党领导一切”是万恶之源。一党专制政体赋予党魁专横地对待臣民的无限权力，书记可以随意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无理剥夺的事天天在发生。每个“单位”党支部都是一个专制细胞，都存在着专权腐败。中共不可能自我约束，对老百姓的压榨必然惨无人道。共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共党权贵之淫乐，视为当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原君》）。党官把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奢侈无度，却把百姓推向无钱治病只有在家锯腿的境地；它用盘剥人民的钱雇用百姓子弟充当打手镇压敢于反抗的人。它以各种假货、毒品、病毒来危害人类。所以，必须彻底废止“党领导一切”，中国人民才有出头之日！
三，鼓吹“党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更是万恶之源
中共自成立就是一个反人类邪恶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人类文明和正义，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毫不掩饰其邪恶本质，它们践踏法治、人权、自由，它们所作所为都是破坏和毁灭正常秩序，它们就是依靠暴力和谎言金钱来称霸世界。2016年1月，习近平鼓吹“党领导一切”。2017年10月24日，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载入了“党领导一切”。鼓吹“党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更是万恶之源。“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是说党要永远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而人民永远是被中共随意宰割的韭菜和羔羊，这也就等于公然宣告党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服从党的奴隶。俄共党魁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共党极权对人的控制之严，超过历史上任何政权。专制只管政治，极权却无所不管，“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蜘蛛和蜘蛛网的关系”。党权通过党支部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每个车间、村镇和连队都建立党支部，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每个社会细胞，控制每个人的一切活动。人们婚姻、迁徙、教育、信仰、言行、生育、工作、住房、思想等等，无不在共党的掌控中。
习近平“不忘初心”就是不忘苏俄干爹的恩情，不忘他们今天的锦衣玉食是靠血腥暴力和谎言欺骗获得的，不忘他们的父辈是在谎言与暴力的战骗中把“江山”捞来的，不忘共惨组织就是宰割人类的所谓先疯队组织，就是永远不给中国人以自由和民主。习近平说，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的本质即国家灵魂；因此，任何想通过竞选排除共产党员于领导岗位之外的言行都是叛国行为。这样，连非党人士竞选村长都有叛国嫌疑。乌坎村村民搞竞选被镇压就是证明。
习近平新时代是复辟毛泽东的“伟大斗争”时代，习疯狂地箝制言论，打压异议和维权上访的民众，造成了假药假疫苗坑害国人，东方之星游轮430余人淹死在湖北的长江里……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公然在武汉机场投放新冠病毒，导致全球是数十万人死亡，升级成了“一党独裁，全球毒灾！”中共这群红色魔鬼们邪恶超过撒旦万千倍，它们的凶恶残暴超出人类承受范围，中共为了毁灭人类，可以鱼死网破歇斯底里。真是：中共崛起，人类文明必亡。
四，反党乃天赋人权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关键看它是否建立起政治方面的反对制度，从而给国家机器装上刹车装置，免得它横冲直闯伤害无辜。反对党是国家纠错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你执政党怎样的党内民主、怎样的反腐倡廉，都没有反对党来得干脆！反对党夜以继日地监督执政党，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民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遏制了执政党的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好的苦口良药。民主的关键是反对的自由，正是反对的自由导致了不同的施政方案的涌现、导致了党派的政策不同，从而为大选公投提供了多个选择的对象。
1.反对与异议的前提是：人类认知是有限性的，每一个人仅仅掌握了部分真理。政府和党不是神，不可能100%的正确。因此，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天方夜谭来证明某党天然地拥有国家领导权，违反了证明的逻辑规则“前提要真实”。前提虚假的“伟光正”是骗子的谎言，根本无资格领导中国。
2.即使政府说的做的都对，人民仍然有反对的权利。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享有国家的主权，公民是党的母亲、是国家的主人，党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公仆理应服从主人，所以，是党服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从党。人民高于政府，高于任何黨派；人民在党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而把党凌驾于人民之上，是万万不能允许的。所以，主人有100%的权利挑剔、批评公仆的主义和政策；人民有选择哪个党来执政的权利，有反政府和改换政府的权利。
你的政策合人的意，人家就赞成；你的主张不合人的意，人家就反对。所以，反党、反政府都是天赋人权。只要不采取暴力形式，任何和平、公开地反党都是合法无罪的。在美国，人们反对任何党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台湾，反国民党、反民进党……，都是天经地义的，没听说什么颠覆罪。不能反对的黄俄党是因为它垄断了政权、垄断了一切而万马齐喑，这样的黑社会必然是危害人类的病毒社会。汉字的“黨”，贬义非常强，“黨”就是“结黨营私”的黑社会，可是中共为了追求一党霸权，竟然把自己神话为“伟光正”，把黨简写成党，也就是“特别喜欢给少儿洗脑”的意思即“制脑权”的意思，就是“从娃娃抓起”把人炼成为猪狗不如的螺丝钉，使人成了完完全全的党奴。
既然反党是天赋人权，不许反党就是反人类，就是人类公敌！任何政党无权要求公民无条件地支持它，除非它是黑社会。惟有共裆官方有“反党”罪，可见，共裆就是黑社会。香港人说：大陆中国多年来有一个“反党罪”，海外是不易理解的。黑社会定出的罪名，本来就是反人类的行为，人类岂能赞同之。所以，必须踢除践踏了天赋人权的颠覆罪或山巅罪，中国才能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