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政府颁发给司徒雷登的褒奖令。
失败的检讨
共产党是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匪类，对抗共产党的战争，早已成了自由世界共同的责任。这一战争的性质，不单单是军事的，而且是思想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种种方面的综合比赛。自由世界的反共战争，胜负究将谁属？目前为时尚早，还不能遽加判断。因之中国局部的剿共军事，最后的胜败，现在也仍在未定之天。本于一旅兴夏、三户亡秦的史实，自由中国的反攻复国，仍是大有可能的。
本节所说失败的检讨，当然是就以往剿共失败的检讨而言。
如以上各章所述，国军剿共军事，始于江西围剿，继之以边区清剿，最后乃有全面戡乱之决策。江西围剿与边区清剿，国军都曾获得相当重大的胜利，但都未能斩草除根，致使漏网之鱼，酿成后来的吞舟之祸，功败垂成，实太可惜。全面戡乱期间，本来也是胜败互见的，但是最后的胜利，则为共军所获得，我方几于一败涂地。所以本节所检讨的失败，实际就是戡乱军事的失败。从大陆军事逆转以来，至今已十有余年，对于戡乱失败的检讨，举国上下，乃至友邦人士，都曾提出过极珍贵的意见，足供今后反攻复国的参考。我在这里先拉杂的摘录其中的一部份，以见一斑。
总统对于大陆失败的教训，有过很多深入而精辟的指示，美不胜收，录其尤要者：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五六十岁，个人都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坚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原理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准、射击、侦探、连络，不去切实注意考验，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兵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
以上均系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哀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凶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与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于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弛，人谋之不臧，与大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今天检讨会中，大家曾经想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失败的真原因，并未加以彻底研究。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
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不健全。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一月五日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道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速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制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战败自戕于孟良崮。在其死前数日，曾有一封呈报主席的信，对于检讨剿共失败方面，颇有所见。内云：职师退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占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谁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国军将领叶锟撤退来台后，曾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提供几点剿共意见，其一云：今日军事之失败，在将领不在士兵，在全体不在个体。……匪之所以胜，除组织力外，另有两个法宝，其一为统一之战术思想，其二为统一之战斗作风。以言战术思想，如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以言战斗作风，匪则不打则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歼灭性的。我则应付命令，敷衍任务，投机取巧，避重就轻，而且无战斗意志与战斗目标。但战斗详报，则信口雌黄，乱吹法螺。故今后欲战胜敌人，必须建立统一的战术思想与统一战斗作风，使其全体化、整套化。
国军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给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话说：“一切问题均以贪污为焦点。”
国防部监察局上士文书陶文卿，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书言事，中有云：“将领中之贪污一日不除，则百姓一日被其毒，军队纪律败坏，由于将领之贪污。”
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文（蔚）兄，于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来信，也有一句要言不烦的话：“制吾人死命者为经济。”
有一位潘赓褀先生多次向我投书言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函中有云：共匪系纯经济战斗团体，其总方略为：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手段，加速国民政府及所辖区域内官民经济总崩溃。政府财政破产，所有军政各费均无从筹措，虽有精兵良械，亦必不能作战，政府自然倒台。
前美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于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三月十六日答记者问：“中国国军溃败于中共者其原因如何”云：中国国军丧失其自信与战斗意志，并以失败者自居。余不信蒋总统号令下之军队以缺乏作战物资而失败。官兵丧失其士气有下述理由：
1.军队领饷时所获之金钱已大贬值。
2.粮食不佳，战区尤甚。
3.根本谈不到卫生医药勤务。
4.训练不足，有才从农村征来即遣赴前线者。
5.无条例规定征属待遇。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在中美两国友好关系存在时，美国政府发表的一种极其背乎外交常态的文件，其中批评国军失败，虽然显得太不客气，但也足资吾人警惕：中国政府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据我方在当地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国军在关系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间，没有一次失利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方的观察人员，早在战争初期，已于重庆发现腐败现象。此一腐败现象，已将国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国军已无须被人击败，他们已自行瓦解了。
司徒雷登大使于其所着《旅华五十年记》中，述说他对于国军失败的看法是：
一、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原在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蒋先生曾渴望实行这种改革，但当繁忙的军政问题使他不克分心他顾时，种种旧的恶习又都死灰复燃。
二、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与继之发生的经济崩溃，不满的情绪乃告爆发。
三、许多离心的政治领袖与军事指挥官，实际上都在阴谋反对蒋先生。其中有些人与共党暗中勾结，他们增加了局势的紊乱和对蒋先生的背叛。
因有以上因素，使蒋先生的威望逐渐丧失，才招致了大陆的失敚以上所录已多，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并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民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注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那里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复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里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里，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系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志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㈠进剿部队；㈡防守部队；㈢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
2.课责亏度：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
这一段话和张灵甫的上主席书，很有相似之处。
3.财匮于兵众：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故兵多是财政破产的根源。半以事边，尚且如此，何况十之七八的收入是军费呢？
4.力分于将多：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斯乃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欲令齐肃，其可得乎？
5.怨生于不均：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廪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孰能无愠？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
必不能焉。
6.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遂令分阃责成之战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
总之，大陆失败是由于主义不行，以致千疮并溃、百病齐发的结果。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列举其大端而已，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应当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在当政者负的责任更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