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县，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一生娶了四个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伍复明，是他的家乡人，生有4女1子；第二任妻子叫范乐春，生有1子，几年后病逝；第三任妻子叫李俊，俩人1937年在延安结婚，育有1子，4年后因感情不和离婚。朱明是他的第四任妻子，跟她共同生活了15年。
26岁的朱明嫁给60岁的林伯渠
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省定远县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到四川。在那里，受到中共宣传的影响，对担任国民参议员的中共官员林伯渠很仰慕。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帮助下，与一批热血青年到达延安，就读于专门培养中共女干部的延安女子大学，改名朱明。之后，调入中央研究院，再后来，被送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中共反复“洗脑”和“抢救”，朱明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被“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的“新人”。她因一篇题为《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材料，被树为典型。
当时，延安的许多中共高官，娶了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来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岁的毛泽东，抛弃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来自上海的三流演员、24岁的江青。50岁的刘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来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岁的王光美。39岁的林彪娶了22岁的叶群，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3岁的谢觉哉娶了22岁的王定国。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那时，林伯渠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朱明这个“整风积极分子”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林伯渠有较多接触。1945年3月28日（黄历2月15日），是林伯渠60大寿，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林伯渠当选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就在七大召开期间，1945年5月，60岁的林伯渠迎娶了26岁的朱明。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先后职于中央组织部，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林伯渠因是“中共五老”之一，年纪大，身体也不好，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活动，朱明常伴左右，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无论是上庐山，去杭州，还是到莫斯科，这对老夫少妻形影不离。
江青在杭州收到一封匿名信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住了70多天。毛泽东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非常恼怒。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江青的历史，对中共高层的情况也很了解，特别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中共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谈话。据王芳回忆，江青“把匿名信递给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我随口就说：‘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听我这样一说，江青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的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覃晓晴当时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我说：‘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
神秘的“18号案件”
回到北京后，江青将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得到毛泽东认可。因为收信日期是1953年3月18日，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案件”。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同时宣布:“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市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省由王芳负责。会议之后，侦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由于匿名信封上写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案件一时未能侦破。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亲自负责案件侦破，抓得非常紧，专案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个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或议论过她、说过对她不满话的人，都作为嫌疑对象，其中，包括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等。
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当时，曾菲与住在上海的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是邻居，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常去看望她，并对毛泽东1952年到上海没有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贺子珍颇有微辞。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专门提过一个议案，要求对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曾秘密提取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笔迹相似。但是，专案组经过大量的秘密调查，没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相似笔迹，还不能定案。
江青多次过问案件侦破进展情况，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一时破不了，但专案组对此案一直没有放弃侦破。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意外发现”，案件在峰回路转。
朱明“畏罪自杀”
1960年5月29日，74岁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他的夫人朱明，一度非常悲伤，情绪低落。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间，朱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信送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手上。1953年，因工作关系，杨尚昆曾多次看过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对匿名信的笔迹印象很深。当杨尚昆看到朱明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发现上面的笔迹与那封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
杨尚昆立即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两封信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随后，杨尚昆、徐子荣找朱明谈话。朱明很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写过匿名信。原来，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泽东回北京之后的这段时间，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几日，是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负责接待的。据王芳回忆，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伴，是他让陪林伯渠夫妇一起来杭州的林莉（林与前妻的女儿）去陪伴江青的。林莉从小生活在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后在苏联读大学。1949年江青到苏联治疗期间，林莉担任她的翻译，俩人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当时江青对王芳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时写成，到上海后发出的。
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后，江青百分之百要置他于死地。于是，在江青对她下毒手之前，就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了。朱明死时42岁。不久，朱明之死被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文革时期，朱明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结语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她们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跟中共走，特别是跟中共高官结婚后，虽然，一段时间内，可能得到一些虚荣的满足和特殊的待遇，但是，大多数都难逃厄运。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最后也自杀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监狱关押11年。林彪的妻子叶群，最后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静心翻阅中共的历史，一幕幕悲剧，教训弥足深刻，后人理当鉴之、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