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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第四任妻子朱明自杀之谜 得罪了惹不起的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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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后,江青百分之百要置他于死地。于是,在江青对她下毒手之前,就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了。朱明死时42岁。不久,朱明之死被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文革时期,朱明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内有太多的黑幕

林伯渠,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县,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一生娶了四个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伍复明,是他的家乡人,生有4女1子;第二任妻子叫范乐春,生有1子,几年后病逝;第三任妻子叫李俊,俩人1937年在延安结婚,育有1子,4年后因感情不和离婚。朱明是他的第四任妻子,跟她共同生活了15年。

26岁的朱明嫁给60岁的林伯渠

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省定远县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到四川。在那里,受到中共宣传的影响,对担任国民参议员的中共官员林伯渠很仰慕。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帮助下,与一批热血青年到达延安,就读于专门培养中共女干部的延安女子大学,改名朱明。之后,调入中央研究院,再后来,被送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中共反复“洗脑”和“抢救”,朱明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被“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的“新人”。她因一篇题为《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材料,被树为典型。

当时,延安的许多中共高官,娶了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来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岁的毛泽东,抛弃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来自上海的三流演员、24岁的江青。50岁的刘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来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岁的王光美。39岁的林彪娶了22岁的叶群,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3岁的谢觉哉娶了22岁的王定国。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那时,林伯渠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朱明这个“整风积极分子”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林伯渠有较多接触。1945年3月28日(黄历2月15日),是林伯渠60大寿,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林伯渠当选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就在七大召开期间,1945年5月,60岁的林伯渠迎娶了26岁的朱明。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先后职于中央组织部,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林伯渠因是“中共五老”之一,年纪大,身体也不好,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活动,朱明常伴左右,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无论是上庐山,去杭州,还是到莫斯科,这对老夫少妻形影不离。

江青在杭州收到一封匿名信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住了70多天。毛泽东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非常恼怒。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江青的历史,对中共高层的情况也很了解,特别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中共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谈话。据王芳回忆,江青“把匿名信递给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我随口就说:‘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听我这样一说,江青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的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覃晓晴当时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我说:‘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

神秘的“18号案件”

回到北京后,江青将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得到毛泽东认可。因为收信日期是1953年3月18日,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案件”。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同时宣布:“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市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省由王芳负责。会议之后,侦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由于匿名信封上写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案件一时未能侦破。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亲自负责案件侦破,抓得非常紧,专案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个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或议论过她、说过对她不满话的人,都作为嫌疑对象,其中,包括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等。

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当时,曾菲与住在上海的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是邻居,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常去看望她,并对毛泽东1952年到上海没有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贺子珍颇有微辞。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专门提过一个议案,要求对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曾秘密提取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笔迹相似。但是,专案组经过大量的秘密调查,没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相似笔迹,还不能定案。

江青多次过问案件侦破进展情况,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一时破不了,但专案组对此案一直没有放弃侦破。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意外发现”,案件在峰回路转。

朱明“畏罪自杀

1960年5月29日,74岁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他的夫人朱明,一度非常悲伤,情绪低落。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间,朱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信送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手上。1953年,因工作关系,杨尚昆曾多次看过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对匿名信的笔迹印象很深。当杨尚昆看到朱明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发现上面的笔迹与那封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

杨尚昆立即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两封信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随后,杨尚昆、徐子荣找朱明谈话。朱明很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写过匿名信。原来,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泽东回北京之后的这段时间,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几日,是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负责接待的。据王芳回忆,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伴,是他让陪林伯渠夫妇一起来杭州的林莉(林与前妻的女儿)去陪伴江青的。林莉从小生活在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后在苏联读大学。1949年江青到苏联治疗期间,林莉担任她的翻译,俩人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当时江青对王芳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时写成,到上海后发出的。

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后,江青百分之百要置他于死地。于是,在江青对她下毒手之前,就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了。朱明死时42岁。不久,朱明之死被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文革时期,朱明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结语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她们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跟中共走,特别是跟中共高官结婚后,虽然,一段时间内,可能得到一些虚荣的满足和特殊的待遇,但是,大多数都难逃厄运。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最后也自杀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监狱关押11年。林彪的妻子叶群,最后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静心翻阅中共的历史,一幕幕悲剧,教训弥足深刻,后人理当鉴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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