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9年，永昌元年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告密。
武则天勒令其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
该月十五日，魏玄同决定执行自己的死亡。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劝告道：“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证。”——你老人家可以提出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召见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
“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
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某日，“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于醉中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李显被武则天废去帝位）。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司马光说，武则天时代的告密，“自此兴矣”。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全民告密之风。史载，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疑心天下人皆是自己的反对者，“乃盛开告密之门”，鼓励天下之人告密：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峰起，人皆重足屏息。”
大意是：任何官员都不许盘问告密者，还要给他们准备马匹，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唐代五品官的饮食标准，是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武则天跟前。即便告密者是农民和樵夫，也不例外。告密的内容，若符合武则天心意，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惩罚。于是乎，大告密时代启动，人心惶惶到了不敢迈步、不敢呼吸的地步。
大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它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武则天很清楚，只有无廉耻者，才能源源不断为她供给颤栗的暴行，让天下之人摄于胆战心惊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
所以，她重用的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大告密时代一开启，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勾结李唐宗室谋反。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大告密时代将他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地方官府不敢阻拦）。在“武周革命”当中，这些地痞流氓，是武则天最信任的时代先锋。
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
西京留守刘仁轨素有“劲直之风”，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以84岁高龄，举报了一位叫做姜嗣宗的年轻郎将。举报的内容是：（1）郎将与自己聊天时，说了许多皇帝如何圣明的话，却只字未提太后武则天；（2）郎将还说自己早看出前任宰相裴炎居心叵测，裴炎被诛杀实在罪有应得。
这本是些再寻常不过的言语。郎将在皇帝身边任职，出于忠君的立场，自是该多说皇帝好；年轻人聊时局吹几句牛，炫耀一下自己的眼光，更是不值一提。但在恐怖的大告密时代，刘仁轨不敢将这些话当成寻常言语。他将这些话写进密封的奏摺，请不知情的姜嗣宗将其带回洛阳，交给武则天。姜嗣宗头天回到洛阳，转呈了密摺，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严刑拷问。
很显然，刘仁轨在害怕那无所不在的告密者。而他最害怕的，是那从洛阳来的郎将，有可能正是武则天派来试探自己的暗桩。不管是与不是，他都不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举报姜郎将是“最优选择”；至于姜郎将的命运会怎样，他管不了许多。
公元686年，大告密时代开启后的第三年，兵器专家鱼保家也决定转型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时代；自己的设计天赋，必须用在更有前途的事业上。
鱼保家设计了一种“铜匦”，献给了未来的女皇。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做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子供人歌功颂德求取功名；南面的红色格子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西面的白色格子接受有冤情者上诉；北面的黑色格子，功能是“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简而言之，它是一座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
未来的女皇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之安放在了朝堂之上。她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但鱼保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前途。因为“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他这个兵器专家，曾经给叛军徐敬业设计过兵器。不需要查证，甚至也不需要正式的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这个胡人在唐王朝无根无基，他全部的荣华富贵，都系于武则天一身。为了配合大告密时代，他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其中有一种铁帽子，可以套在头颅之上，帽子上多处位置有口，供往里打入木橛子。索元礼刚拿出铁帽子，鱼保家就放弃了所有的辩护“主动认罪”，他只求速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保家想要加入大告密的合唱、却被大告密时代吞噬的主因。
公元689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作告密人邪！”，托住了这个时代的文明底线，没有让它堕落成百分百的非人间。
一如前代人夏侯胜，在公元前72年公开反对给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立庙乐”，在朝堂上公开责备刘彻的统治穷奢极欲、耗尽民力、百姓流离，半数之人死于非命，丝毫“无德泽于民”。
也一如后代人钱唐、游义生与孙芝，他们冒着被朱重八诛身灭族的危险，公开反对他对《孟子》的无耻删节，拒绝使用阉割版的《孟子节文》来教育学生。
这些在风雨如晦之中，为时代托底的人，不该被时代遗忘。更不该遭到时代的侮辱与谩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