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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在延安做大的?

—联日反蒋的建国伟业

作者:
一天,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

潘汉年夫妇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华大地上,日伪、蒋介石毛泽东上演了一出“抗战三国杀”。日军侵华,铁蹄踏破中国的半壁江山,蒋介石的国军惨遭重创,抗战中死伤达380万人;中共崛起,毛泽东在延安迅速扩充力量,中共根据地和军队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抗战期间中国形成日军控制城市,中共控制乡村,国府退守西南的三足鼎立局面。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了三年惨烈的内战,经过饿稃遍地的长春围城和死伤惨重的三大战役,毛泽东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立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沦陷

1937年8月13日,中日百万大军在上海进行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国军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向全国发出通电,“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三个月,终于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全部陷落。

日本攻占上海之后,立即大举增兵,1937年9月,16万日军在浙江和上海附近的沿海登陆,并开始向南京快速推进。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

1937年11月底,日军发出向南京发起总攻,到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对守城的军人和南京平民进行了大屠杀。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梦魇。蒋介石最后退守重庆,陪都日夜惨遭日军狂轰滥炸。繁华的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血渍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

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废墟与火光之中,民众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转机

日军侵华,给万里长征逃向中苏边境的中共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嘹亮的抗日歌曲,在延安上空激荡。动感的秧歌腰鼓,在广场上尽情挥洒着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抗日豪情。南泥湾的大生产以及边区的鸦片贸易,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带来财富与利润。

从临汾、运城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不断对西安、兰州等国统区城市进行轰炸,然而日本军机却对附近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视若罔闻。

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这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分析解读这一现象呢?日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出版的一本新书,从日本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教授的新书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您好,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来,谈谈你写的这本有轰动性影响的新书。欢迎你到华盛顿。(远藤:谢谢您)我想首先问一下,你这本书,中文书的名字叫《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它的日文书名好像和中文书名有些不一样。”

远藤:“对,日文版的书名用的是日文,就是《毛泽东——跟日军勾结的男人》这个书名。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出版社改了。”

VOA记者东方:“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响怎样?”

远藤:“出版的第三天就没了(售罄),所以就增印了第二版。然后不到一周,又没了。又增印了第三版。一个月以内一共出版增印了5次。”

东方:“您带来日本的原文书吗?”

远藤:“这里有,这是日本的原文书。”

东方:“这些汉字我们也认识一些。毛泽东日本军共谋。日本军进攻感谢是什么意思?”

远藤:“就是毛泽东感谢日军进攻了中国。”

VOA记者东方:“中国研究的第一人者,是什么意思?”

远藤:“指的我,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把手的意思。不好意思。”

谁是中流砥柱?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教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回忆录,写出一本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合作的男人》。书中揭露延安派遣情报人员主动联系日本设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美国明镜集团2016年6月翻译出版了远藤誉教授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再次引发全球华人对中国抗战谁是中流砥柱的关注。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远藤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找到了中共特工潘汉年给日本军方间谍机构的一份长篇报告,

延安和日军的勾结

VOA记者东方:“那么这本书里面,远藤教授,您觉得你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

远藤:“重要的发现呢,是没有想到毛泽东跟日军勾结,让他手下的中共间谍,向日方提供重庆政府国军的军事情报,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很吃惊。非常吃惊。”

东方:“是什么样的动机和缘由,让您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书?您与中国有什么样的渊源?”

远藤:“我原来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1941年,在中国吉林省的长春市出生。然后国共内战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1948年,我住的长春市被八路军围困。饿死了好几十万的老百姓,我有这样的体验。我对毛泽东有很矛盾的感情,我后来在中国长大、被教育,当然觉得毛泽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每天都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解放军万岁’等等的口号。我以为毛泽东是真的为了救中华民族勇敢地跟日军斗争,小时候一直是这样相信了吗。长大了之后,还是对他有一种佩服的感情,这是很难消除的。后来知道建国之后死了好几千万无辜老百姓。即使知道这个,对毛泽东佩服的感情也很难消除。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饿死的,我家里人也饿死了。八路军的子弹也打中我这儿,我有身体障碍。所以,对八路军、毛泽东我有很矛盾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佩服。当然知道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知道,但是在心情上还是有一种佩服的心情。有一天,日本很有名的‘新潮社’邀请我写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书。我说关于毛泽东的书有很多呀,文化大革命呀,或者其他的反右运动等等,建国以后的事情啊,描述他的书在全世界都有呀。我说,建国之前的话可以写,建国之后的话就不感兴趣。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是怎样?这个有我自己的体验。日本战败之前,抗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又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了,于是就开始调查中国抗日战争后的毛泽东的行动,然后发现他是跟日军有勾结的。”

谍影重重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天堂”。

南风清凉,夜莺啼唱,灯红酒绿中,荡漾着“夜上海”的靡靡之音,舞步轻盈下,涌动着各派间谍势力的暗流汹涌。

上海有日军参谋总部的间谍机构“梅机关”;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汪精卫政权的76号;重庆国民政府的军统中统人马,延安顶尖的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袁殊、关露等,齐聚上海,演出了一场谍战大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特务情报组织的“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特别调查所”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岩井公馆分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主要针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工作,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

日谍岩井英一的回忆录

战后,岩井英一逃过了东京大审判,活着回到日本,并根据他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详细地回顾了延安方面与日本合作的经过。

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教授,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足迹遍及中、台、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远藤教授找到了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远藤教授2016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应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的邀请,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远藤教授援引岩井的回忆,叙述了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接触,亲自会见汪精卫,与汪伪、日军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并试图与日军签订日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之间达成停战协定的历史内幕。

中共壮大之谜

中国作家谢幼田在其所著《中共壮大之迷》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揭露。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有一位学者叫谢幼田,写过一本书叫《中共壮大之谜》,他是做了一些研究。他现在还可以回国,他在四川大学还有兼职,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区域。官方体制内肯定是不会给你资源让你去做研究,只有民间自己花钱,有时间精力去做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成果可能还不能在大陆出版,只能拿到海外,或者用英文出版。这个研究空间还很大,很多以前中共党史确定的东西可以返过来重来,包括杨天石做蒋介石的研究,他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做了很长时间研究,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档案之后,他说整个中国现代史几乎可以重写,就是跟过去党内的差距太大了。”

远藤教授则从日本的角度,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的解密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VOA记者东方:“您这个发现,主要是基于您在日本了解的日方的资料,是不是也受到了谢幼田先生的一本书的影响?”

远藤:“不是受他的影响,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谢幼田先生写了那本《中共壮大之迷》。这就是谢幼田先生写的书。我当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后来开始写毛泽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样的书,所以我吓了一跳。如果不查日本的内部材料,中国的历史学家只能达到一个结论,同一个结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书里没有日本的内部资料。如果我弥补日本的内部材料的话,也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些贡献。所以我拼命地找了日本的内部材料。然后发现了最关键的《回想的上海》这本书。”

东方:“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吧?”

远藤:“很难找到,在日本已经买不到,在国会图书馆只有一册。”

东方:“日本的国会图书馆?”

远藤:“对,只有一册了。”

东方:“这本《回想的上海》的作者是谁?”

远藤:“这个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共特务潘汉年,他和上海市的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接触。这个《回想的上海》就是岩井英一他本人自己的回想。这里有很多的关于潘汉年的描述。”

东方:“这本书就是岩井英一写的回忆录?”

远藤:“他本人写的回忆录。”

东方:“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远藤:“是一九八几年吧。”

东方:“岩井现在还在吗?”

远藤:“不在,早就不在了。”

东方:“去世了?”

远藤:“早就去世了。”

东方:“您本人见过岩井吗?”

远藤:“没有,没有。那时没有感兴趣嘛。没有想过要调查那时的情况。”

东方:“岩井通过这本书把他当年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了。”

远藤:“都记录下来了,而且特别关于中共的特务的人物,比如潘汉年,或者袁殊等等,很多的中共的特务。对他们的描述很多。”

东方:“《回想的上海》有中文版吗?”

远藤:“没有没有。”

东方:“应该有出一本中文版,我觉得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对不对?”

远藤:“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一名化名胡越明的自称左派的人士,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举行了会面。

这位胡越明,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间谍潘汉年。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从您的研究结果来看,好像当时的日军并没有把中共作为他们主要的对手。那么从日本方面来说,您觉得日本情报机关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合作的目的何在呢?他们是不是为了想对付国军?”

远藤:“是,是,是。不过不是日方主动跟中共的特务接触的,他们想不到中共特务主动跟他们接触,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也吃惊了。中共方面主动地找了日方,日方没有想到中共会找日方的外务省系统的这个情报机关,所以岩井英一非常吃惊。他写道,‘非常吃惊’。”

奉命接触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想和日军勾结呢?其实1936年就有这个计划,然后他通过白区一些地下党组织,跟日军取得一些联系。但是日本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通过一些高层人士,特别是潘汉年出面以后,说明是受周恩来的指示。大家也知道周恩来是听命于毛泽东的,也有人说潘汉年是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授意,但这些原始的文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掌握。但是我们相信周恩来不敢擅自做这样的决定,至少是得到来毛泽东的首肯。后来潘汉年自己的说法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李士群带去见了汪精卫。这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相信毛泽东和汪精卫是有私人交情的,当年在国民党中央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毛泽东是中央宣传部长。所以他们是有工作合作关系的,但是汪精卫还是蛮欣赏毛泽东的。所以后来毛泽东和汪精卫之间有私人联系方式,有亲笔信件。他们之间有呼应关系。后来汪精卫跟潘汉年说了一些话,后来潘汉年也没有交代清楚。或者说是在专案组审问的时候有没有说不知道,但至少没有向外界公布。而且潘汉年长期做地下工作,他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虽然1977年才死的,但是死之前,很多真话他不敢说。他实际上从1955年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本来他地位是很高的,过去中共情报这条线呢,是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这条线下来的。潘汉年当年的地位是高于罗青长这些人的,罗青长后来当过中共情报系统的头子,后来是乔石,所以这条线一直是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但是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

“包括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是抄袭之作,主要是抄袭蒋百里的,蒋百里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钱学森。包括蒋介石也写过类似的东西,也被毛泽东运用了很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到底谁炒谁,我们看发表的年月就知道了,人家的著作是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之前啊,所以怎么可以说人家抄袭毛泽东呢。”

红色特工袁殊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潘汉年和岩井会见之后,随后在中共另一位特工袁殊的陪同下,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因此对潘汉年特别重视,不但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红色特工”袁殊的介绍,在日方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双方达成了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构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双方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互不侵犯停火协议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一书中,记录了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提出签订日军和中共军队之间互不侵犯停火协定的细节:

“一天,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所以关于潘汉年的这个请求,我决定先去拜托影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联络了他之后,让袁殊带潘汉年去南京的最高军事顾问公馆和影佐见面。——潘汉年经过影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估计他们之间可能商量了关于和汪精卫政府和平部队之间停战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下面我们来谈谈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面详细地描绘了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交往活动,特别是中共间谍袁殊和潘汉年在岩井公馆与日本间谍机构的联系。有的历史学家说,这是毛泽东派遣延安特工打入日本间谍内部来获取日军的情报,这个观点站得住吗?你怎么看?”

远藤:“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其中有几个原因:岩井英一是外务省的人,外务省那里没有军事情报,一点都没有。在《回想的上海》的165页,明确地写道:潘汉年向岩井英一提出了停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由于岩井一点都不知道日本军事的情况,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影佐。影佐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也是日本军方的人,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他。潘汉年跟影佐交涉,然后,潘汉年又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面,这个事情以及仔细的情况都在这本书里。”

东方:“当时岩井他们知不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的人?”

远藤:“知道,知道,知道。”

东方:“他是不是用商人或其他的身份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打入岩井公馆?”

远藤:“他完全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袁殊是这么说的。袁殊跟岩井说了,‘有一位中共的很著名的人,想跟你见面。他是跟周恩来一样比较高层的人。然后说他的化名是胡越明,但是他本人实际的名字是潘汉年。不过,你假装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只知道胡越明。所以见面的时候,叫他胡越明。’袁殊是跟岩井这么说的。所以,岩井跟潘汉年见面的时候,知道对方是潘汉年,但是跟潘汉年说话的时候,叫他胡越明先生什么什么的。岩井也知道他是中共的间谍。”

东方:“我想这本书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潘汉年向日军提出来,要和当时侵华日军停战,和日军签订一份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提议的过程以及之后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实现?”

远藤:“岩井的回忆录里说他没有办法接触日方的军事情报,当时的外务省隶属于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完全分开的,当时日军是一个专门的系统,政府也只能听从日军的命令。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一个关系。”

东方:“中共和驻华日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的结果怎样?”

远藤:“结果怎样,这个岩井英一本人不知道,但是‘大概不行了吧!’书中是这么写的。因为太复杂。华北的日军和中共的关系很复杂,也不是单纯的说停战就停战那样的状态吧。所以,好像不行了,他这么写的。实际是没有结果,没有签字什么的。不过中共和日军实际是合作了,合作了不少。因为毛泽东的愿望是当中国的帝王,是不是?所以,他最希望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弱化。如果日军很容易拿到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打国民党的话,当然是对中共有利嘛,毛泽东会高兴嘛。”

东方:“潘汉年代表延安方面,或者说得到了毛泽东面对面的口谕,到上海去和日方接触,和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接触,和日本的军事部门也有了接触,并且提出了想和日军签定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这个提议的原文现在是否能够找到?现在日本军方有没有解密这些资料?能不能找到原始的资料?”

远藤:“这个,我也没有查到日军方面的档案。但是,我估计潘汉年是申请了,申请停战,希望日军不打中共,专门打国民党军,向这个方向走的大体情况是有的,但我估计没有在什么地方签订条约那样的签字形式,这个可能不存在吧。我认为不存在。”

日军不炸延安

东方:“潘汉年和日本军方会谈,表达中共方面希望日军不进攻共军的愿望,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看出来。日军飞机对重庆、西安、兰州等进行了多次轰炸,炸得非常厉害,而对延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轰炸。”

远藤:“对,对。这是一个问题。”

东方:“为什么呢?”

远藤:“这是个疑问。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如果中共没有向日军提供国民党重庆方面的军事情报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

东方:“日本军方没有大规模地进攻延安、也没有对延安进行大规模轰炸。与此同时,延安经常举行大型活动,扭秧歌、开群众大会、大生产等等,有很多这类的活动。在日军占领华北期间,延安的这些活动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这个与潘汉年与日军的接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远藤:“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但我分析这个肯定有密切关系。不过现在没有找到证据。没有找到证据的话,我不说话。”

东方:“您现在找到的证据就是潘汉年到了岩井公馆,和岩井英一有接触,岩井把潘汉年介绍给日本军方。他们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军达成合作和停火,这个是可以证实的吧?”

远藤:“这个可以证实,完全证实,有证据嘛。”

情报换经费

东方:“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发表关于袁殊的文章和岩井公馆史等等,其中也谈到了日本情报单位岩井公馆,以及岩井公馆向中共间谍提供活动经费。中共用情报换经费,中共提供情报给日军,日军给他们活动经费。是这种情况吗?”

远藤:“潘汉年向日方提交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了他们提供的情报,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两千港币。两千港币是相当于当时的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每月给他们这些经费。后来潘汉年袁殊他们又说,我们要发行什么杂志等等,找很多的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这样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在潘汉年的手里了。在日方的外务省官员里,使用外务省的机密费最多的人就是岩井。因为这个原因,岩井被从上海的领事馆降级到广东的领事馆去了,因为他使用的机密费给中共太多了。在全日本的官员里,使用机密费最多的官员就是岩井。这个是他自己在书中写的。”

东方:“换句话说,中共延安方面派到上海的特工经费,是日本的外务省间谍机构提供的?”

远藤:“对。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费。”

东方:“日本给中共提供经费,促进中共发展?”

远藤:“当时的日本多傻呀!因为日本国内也有许多饿死的人嘛。”

东方:“日本从中得到了什么?”

远藤:“日本得到的就是军事情报。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东方:“换句话说,得到这些情报,他们可以更有效,更有力地打击重庆的国军。”

远藤:“是。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军队。日军也想取得胜利吧,当然是这么想吧。另外他们想要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其它情报,也是想早一点结束这个战争。这个很奇怪。一方面那么厉害地进行侵华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很希望跟蒋介石订这个和平条约,结束这个战争。当时的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是分两派的。”

东方:“主战派和主和派?”

远藤:“对,对。”

东方:“我看到您在书中有一章写到中共情报人员廖承志鸠占鹊巢,这是怎么回事?”

远藤:“是这个意思。中共派了很多的特务到岩井公馆去。所以,岩井公馆的很多部分被中共特务占领了,成为中共特务的一个据点了。”

东方:“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关岩井公馆,成了共产党特务活动的一个据点了?”

远藤:“对对。”

东方:“他们两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远藤:“对,完全对。(目标)就是打国民党。”

苏联顾问的揭露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泽东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泽东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回忆了他在新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保存实力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夜良:“首先要回溯一下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过去中共教科书里讲到瓦窑堡会议是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动员全国抗日。但是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从来没有在教科书中披露过,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如何保存实力,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一分抗日。当时还有人保留意见,但是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抗日的策略。彭德怀没有毛泽东的批准,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非常的震怒。他说一个是暴露了中共实力,另一方面这样跟日军拼的话,不利于将来取得江山。”

“毛泽东知道如果自己去跟蒋争政权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借助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国民党。当日军把国民党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可能取得政权。包括他们主动跟日军联络,私下里跟日军达成交换组织情报的协议,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有特务人员,可以跟日军交换情报。这样达成协议之后,日军不去打八路军、新四军。否则很难解释,在日军势力之下,很多共军的军队没有被消灭,其实也是日军故意放他们一马。所以后来日军统计,当时日军因为跟共军交战死亡的人数极少,大概只有一千多人。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一种渲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最高将领只有左权将军,左权将军是被流弹打中的,不是被日军的炮弹打中的。(中共和日军)没有正面的战场冲突。平型关大捷是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打了日军的运输部队,而且共军的伤亡比日军还要大,林彪还中了一弹。他是最高指挥,还中了一弹,说明这场战役没有吹嘘的那么成功。真实情况没有向外披露。”

一寸河山一寸血

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战期间发动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阵亡将军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

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国军浴血抗击,深知以日军的财力军力不可能吞并中国,遂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计谋。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深知中国之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介石获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汪伪特务机构76号

而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联日联汪反蒋的“三国志”战略,主动派人与日方以及汪伪特务机关接触谈判,以期达成与日伪停火的默契。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的驻地。在汪精卫的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直接指挥。

VOA记者东方:“您在书中还谈到了潘汉年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活动。”

远藤:“李士群。”

东方:“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特务机关被称为76号,当时是一个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地方。潘汉年为什么要和汪精卫的特务机关76号联络?”

远藤:“因为汪精卫也是对抗蒋介石而成立的一个政府。很早以前,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好的,但是慢慢地分开了嘛。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汪精卫是站在了共产党的那方,然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对立,有冲突了。所以延安跟汪精卫政府勾结,也能削弱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潘汉年一方面跟日军本身有勾结,另外和汪精卫政府的76号也是勾结的。”

东方:“您的书中提到了潘汉年代表延安和汪精卫方面签订的秘密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远藤:“秘密条约?”

东方:“您的书中有‘和汪精卫订密约——另一个证言’的章节。”

远藤:“对啊。中共也想要和汪精卫的伪军和谈,跟他们共同努力,打击国民党军队。他们是想要这么做。最近在中国的因特网上,出现了一封毛泽东给汪精卫写的一封信。不过,我觉得这封信实际上毛泽东写是写了,有这种可能。不过那封在因特网出现的信,我觉得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实际给汪精卫写亲笔信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原件找不到了。”

东方:“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密约,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证据?”

远藤:“密约没有找到。”

东方:“一些回忆录里提到了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76号的秘密间谍组织的联系。”

远藤:“他们当时是希望那么做的,所以跟汪精卫接触。潘汉年和李士群的接触以及跟李士群的关系,是《潘汉年传》或《潘汉年情报生涯》里面写到的,都有提到,是在大陆出版的书里记载的。岩井的《回想的上海》里也提到,通过影佐,潘汉年见了汪精卫,并写了这样的流程的关系。”

东方:“当时既然他们和日本的军方都已经取得联系了,和汪精卫的伪军就更容易沟通了,是吧?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削弱国军。”

远藤:“对啊。他们的目标就在这里嘛。因为毛泽东想了,迟早有一天日军是会离开中国的。”

东方:“作为一个日本教授,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从日军的角度上看,到底国民党是二战时期日军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是主要对手?”

远藤:“当然是国民党,因为日军是和中华民国进行战争的嘛。侵华战争时侵略的是中华民国,所以日本的对手是中华民国的重庆政府。”

往事并不如烟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死敌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亲密的盟友。然而,日本教授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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