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左右，上海一个港口。
中国的市场到底应该“国企”为主导，还是由私营的民企遍地开花？已经不是今日才出现的问题。
中国人自古相信“士农工商”，士虽然在头等，但商却在第四等。中国人崇拜有钱人，然而却对“从商”始终有偏见。这个国家容易滋生“仇富”，最终陷入共产主义的血海，早有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基因。
早于洋务运动，由清廷来主导企业已行不通。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认识到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都会形成垄断，垄断可以产生专利，却无法真正解放生产力。
中国唐山的煤矿是最早的“国有企业”，由于全国垄断，政府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开采了的煤炭要运往各地，航运也逐渐产生。清政府开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李鸿章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不准“独树一帜”。
清末这种垄断，结果是限制了华商，却未能阻挡船坚炮利的洋商。开平煤矿终落在生产技术更优秀的英商之手，最后连政府国有、原想“以滦制开”的滦州官矿也要与英资合作。
轮船招商局虽然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运公司，但人家英商太古1874年却以优秀的航运技术、齐全的水文资料、先进的企业管理，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出海一直到汕头的航运控制权。优胜劣败，中国政府技不如人。只有以帝国主义宰割的理由，煽动民族排外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对于“商办”与“官办”，一直处于犹豫状态。若官办缺乏知识，如何“官商合办”？
清政府坚持官办企业，一是对于民间资本不信任，如对军火工业从来不准所谓“民族资本”染指。对于铁路事业也紧抓不放。
各地又有势力分别割据，自从太平天国之后，各地的地主阶级培养团练，坐拥资本，各自商办铁路公司。但清政府规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要政府批准。
清政府本着“有利即留，无利者去”的原则，其认为无利可图的企业，才让民间商人经营；而有利可图者，则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经商办的企业，发现利润可观，清政府不甘心让利于民，也收回官办。
如全国的电报局，原来有商办，营业利润高，清政府即以电务为军国要政、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各电报局全部收回。
各省的矿产因可兴大利，也收回官办。广东水泥厂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定为官办，明令“不准商人仿制”致碍公家之利。此外广西平乐、富川等地的石矿、广东曲江的煤矿都因为矿产品质好、获利甚厚，而被清政府“勒令交出，改归官办”。
此等企业实行官办之后，由于清政府官僚无能与浪费，无一例外陷入管理混乱、亏损巨大的状态。
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官纺局，机器损毁严重、行政混乱、工人怠工。官方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分发其坐在办公桌，无所事事。
官督商办或官相合办的企业，官僚掌权，商人无权，腐败不堪。清末即将衰亡的政府，虽然命薄西山，还不忘伸手向民间企业狠抓而扼杀，清朝终究避免不了覆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