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流毒，余波未息。昔红卫兵执钺，破四旧而纵火焚书，毁文物于通衢；斥诗文为毒草，贬士林为牛鬼蛇神。邓拓因《燕山夜话》获罪，含冤自尽；吴晗以《海瑞罢官》贾祸，忧愤而殁。廖沫沙悼之曰：“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斯时也，典籍灰飞，士人涂炭；权指所向，斯文尽丧。此毒非止一时之劫，实为通史之鉴：使上位者视书为敌，惧思若仇，焚书坑儒之古风，假“圣安”之名而阴魂未散。
古之赵高，欲乱秦廷，特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问左右，左右或阿顺而言马，或直言为鹿而遭阴中。自是群臣畏高，莫敢直言，鹿马颠倒，真伪莫辨。今香江邓炳强氏，复操此术。针对书店店员被捕之事，称书商有责，确保不危国安。而书禁之名，秘而不宣，借口“不利于执法”。复以卖书譬卖食，谓不可为毒，斯言荒谬，令人齿冷。
书毒与否，系乎一念之间。今日此书可毒，明日彼书可毒；一文可毒，一讲可毒，一句诤言可毒。法无定法，边界模糊，执法遂成造恐之具。民不知所避，商不知所从，则唯有自我审查、自我噤声。食物之毒，可析成分，可验医理；书籍之“毒”，则凭主观解读，无证无准。今以“国安”一语概之，逼民自疑自默。不知触线，则俱不出版、俱不出售、俱不讨论。此非执法，乃寒蝉之术也。
由此观之，不焚书而书自焚，不坑儒而儒自默；不以力杀言，而以名杀思。长此以往，思想之火渐成灰烬，文化之脉行将断绝。李渔《吊书》云：“文多骂俗遭天谴，诗岂长城遇火攻。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今之文人，果真休笔而书空。故不待秦火而书已焚，不待坑儒而士已绝。
呜呼！非文章能覆社稷，实佞幸自毁其邦。此诚今世之大患，而仁人志士所当深思而力抗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