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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表叔——一位抗日军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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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地主吗?不是。他十八岁就投笔从戎,没有在家直接参与“剥削”,哪能算地主!他是土匪吗?也不是。反共救国军兴起的时候,有人邀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在家守护着怀孕的妻子。他是特务吗?不是,他是个正直的国民革命军人,一直都在抗日战争前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哪有精力从事特务活动?他是“恶霸”吗?更不是,他在家乡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学生……他至多算个“伪军官”,但“伪军官”也不至于死罪呀!

何良是姑祖母的小儿子,我们叫他九表叔。

1940年,18岁的何良还是一个泸州峨嵋中学(现在的泸州市二中前身)的高中一年级学生。此时日本飞机空袭泸州,泸州市损失惨重。炸弹爆炸之处,墙倒城摧,一片火海,街道上血肉横飞死伤无数,惨况目不忍睹……何良满腔悲愤,再也不能安心上课了,把书包一摔:“不上课了,打他狗日的!”于是和众多热血青年一起,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

他们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綦江战干团受训。受训结束之后,立即奔赴枪林弹雨的抗日第一线。其时湖南长沙战事吃紧,何良和他的战友们随即投入长沙战场。

何良被编入什么部队?在什么长官指挥下参加战斗?他和他的战友们参加了多少个战役、多少次战斗?杀了多少个敌人、立了多少次战功?牺牲了多少个战友?……随着几年后内战中国军的失利,抗日部队瓦解的瓦解,投降的投降,以及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被关被杀,现在也无从查询。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宣传部门,也没有组织人力对前方将士的英雄事迹广为报导,更没有组织慰问团、报告团之类的宣传教育广为传播扩大影响,以至于何良和他的部队的英雄事迹,竟无人知晓。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几乎都在默默无闻中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进行了几百次大小战役、几万次大小战斗,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和二百多位将军……对人类和平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最惨烈的牺牲,但是世界知多少?中国知多少?外国人知多少?中国人知多少?知识界知多少,工人农民又知道多少?……如果国民党宣传机器的效能有共产党的百分之一,那么抗日战争的历史功绩,不会如此迅速的被遗忘、被抹杀、被篡改,以致现在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竟毫无所知。

70多年后的今天,我能够支离破碎地对何良的抗日英雄事迹作一点记载,全是何良来看望父亲时,与父亲的摆谈中得知的。

那是1946年春节,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何良从长沙回家省亲,特地前来看望父亲。此时他已由一个见习排长荣升上尉连长了。他凯旋归来,自有一番胜利者的喜悦与军人的荣耀。九表叔一身戎装,军帽上是耀眼的青天白日帽徽,崭新的草绿色军装上戴着金灿灿的上尉肩章、领章,跨进我家堂屋,真的使蓬荜生辉,茅屋放光啊!他走到祖母面前,“咔嚓”一声两个脚跟一并,一甩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说:“大舅娘,外侄何良给你拜年了!”,祖母十分激动,赶忙说:“免了免了,不敢当不敢当,你如今是抗日英雄啦!”九表叔身材修长,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既有文人的儒雅,更有军人的威武,是一个人见人爱人人夸奖的小伙子。他十分健谈,和父亲谈了许多亲历的抗战故事。我在一旁洗耳静听,听得我时而心惊肉跳,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扼腕叹息,时而热泪盈眶。但是那时我只有八岁,虽然对抗日英雄无限敬仰,毕竟理解力有限,也就只能记忆一些支离破碎的故事。我知道他在湖南参加过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许多战斗,但是具体经过还是很不清楚。他讲了许多故事,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有一次队伍被打散了,几个日本鬼子跟着他追,情急之下他纵身跳入一个湖荡,躲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日本鬼子在岸上用冲锋枪扫射,子弹卟卟地在他周围溅着水花,差一点就射到他的身上,他只能一动不动……鬼子等了半天眼看没有动静,才悻悻地走了。等到天黑以后,确信没有敌人,他才泅水十多里,于第二天早晨回到了部队。还有一次,他们的一个团埋伏在一个峡谷两边的山崖上,眼看着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走过了,他们一声不响麻痹了敌人。接着日本人的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进入峡谷,此时万炮齐发,两边的步枪、机关枪组成交叉火力向日军扫射,打得日本鬼子嗷嗷乱叫。此次战斗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鬼子一个连队,但我们也死伤500多人……

在我的心目中,九表叔是一位形象高大的抗日英雄。如果那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象样的宣传机构,请他对家乡父老作一次报告,给中小学生作一次讲演,让他的英雄事迹流传乡里,不但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可惜他默默无闻地回家,又默默无闻地走了,以致这位抗日英雄的名字,竟然没有多少人知道。

更让人扼腕长叹的,是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抚平战争的创伤,慰劳抗日英雄的辛劳,祭奠抗日先烈的英灵,全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些躲藏在远离抗日战场西北一隅坐山观虎斗,养精蓄锐的“中流砥柱”们,趁着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大伤元气和战后疲劳,挑起了全面的内战……

再一次见到九表叔,是两年后的事情。1948年春节,他再次回家省亲,又来我家拜年。此时他带来湖南湘潭娶来的新婚妻子九表婶。九表婶个子高挑,身穿绿呢长大衣,长发披肩,十分文静美丽,是我们乡下人少见的美人。和九表叔真是天生一对。虽然是郎才女貌新婚燕尔,但是好像他忧心忡忡并无多少喜悦。从他和父亲的谈话之中却流露出对时局的极大忧虑。此时内战已经打了两年,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政权危如累卵。

又一次见到他,是1949年12月底。此时家乡刚刚被“解放”不过一个月,在人心惶惶惊魂未定的时候,何良也带着他的妻子黯然回到家乡。他说湖南省主席程潜投共,他们的部队也只能放下了武器接受解放军的整编。所谓整编,就是战士被分散编排到其他部队,连长以上军官全部脱离部队被集中起来进行教育。他觉得形势十分险恶,就带着妻子回到故乡,企求解甲归田不问政事苟全性命。他还告诉父亲,从武汉经过的时候,得知林彪的四野部队,进入武汉一个月就杀了2000多人(这个消息在22年后发生的9.13事件之后揭露林彪罪行时得到证实)。他和父亲,以及朋友们都胆战心惊。

此后他在家里,过了几个月表面平静而内心极其焦灼不安的生活。在此期间“救国军”起事,很快又被剿灭,然后到处清查国民党残匪余孽。1950年深秋,他看见形势越来越紧张,不得不告别怀孕的妻子,去长沙寻找他原先所在的部队,但是哪里还有他的部队!军官都被逮捕,士兵被改编,无耐之下他来到湖北宜昌,打算投靠朋友找个栖身之所。然而在宜昌,他却投入了罗网,说他是在逃的国军军官而加以逮捕。经过一连串的审问、押解、转移,最终把他押回原籍。

1951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给父亲送牢饭,看守牢房的联防队员刚把牢门打开,我就听见黑暗的牢房中传来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何良正和父亲谈论着什么,只听他说:“庆余老表,万万没有想到我俩弟兄会在这个地方会面!”说罢嘘唏不已。他大概在半点钟以前才从区公所押到我们乡的牢房里。他仍然健谈,不停地与父亲、与其他人谈论着什么,大概是他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吧。因为牢房里关押的都是互相熟悉的本乡地主。

可是第二天上午,当我给父亲送早饭的时候,他不讲话了,躺在用稻草铺垫的地铺上痛苦地呻吟,已经动弹不得,屙屎屙尿都要旁人扶起来。原来昨天晚上,也就是他被押送到乡牢房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捆绑吊打,受刑很重,听说扁担都打断了。他深夜回到牢房的时候,是两个联防队员把他拖回来的。父亲说看见何良被打成那个样子,他都抹了几把眼泪。

打他的人主要是袁大毛。原来何良有一个远房堂兄叫何贵华,家里比较贫穷,四十多岁了才娶寡妇袁二嫂为妻。袁二嫂带来一个前夫的儿子袁大毛,已经16岁了。这个袁大毛从小缺少管教,不仅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还偷鸡摸狗。何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回家省亲时听说后十分气愤,认为袁大毛已经来到我何家,就应该服从我何家规矩,听从何家人的管教,不能给我何家人丢脸,。于是他叫来袁大毛当着许多人的面训斥他。那袁大毛撒野惯了,不仅不听反而对嘴,于是何良就用牛鞭杆(吆牛的竹枝)打了他。袁大毛于是怀恨在心。这是几年前的事。现在袁大毛已经20来岁了,又是沙田村的联防队长,听说何良被捉拿归案,自然高兴万分,在审问何良时,所有大刑都由他施行,那就是:不惜体力,往死里打。几个小时斗争会,其实就是如雨点般的棍棒乱打,扁担都打断了那是多重的刑讯!可怜抗日英雄何良,不仅遍体鳞伤皮开肉绽,还伤筋折骨内脏出血。这样的摧残,不用说继续坐牢,就是叫他回家养伤,也只有在家等死。

何良在乡公所关了四五天,一天早晨,袁大毛和另外几个联防队员把他从黑牢里拖出去五花大绑。何良说:“我现在动都动不得了,你们还要做啥子?”袁大毛说:“我们送你回家。”把他拖出去,就在乡公所外面的空地上,袁大毛对着何良的脑袋,一声枪响……这个年青的抗日英雄,没有牺牲在几百万国民革命军将士用血肉浇铸的战场上,没有倒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之下,却在共产革命的暴力之下成为冤魂!

与几天之前在同一地方被杀的曹志廉、曹谋坤、曹光祖父子三人相同,而与其他被处决者不同,何良被杀之前,没有开“公审”会大张旗鼓地张扬红色恐怖,被杀之后也没有“罪状”公示用血腥来“教育”百姓。以至于何良到底为什么被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他是地主吗?不是。他十八岁就投笔从戎,没有在家直接参与“剥削”,哪能算地主!他是土匪吗?也不是。反共救国军兴起的时候,有人邀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在家守护着怀孕的妻子。他是特务吗?不是,他是个正直的国民革命军人,一直都在抗日战争前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哪有精力从事特务活动?他是“恶霸”吗?更不是,他在家乡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学生……他至多算个“伪军官”,但“伪军官”也不至于死罪呀!

何良从关进监牢到被枪杀,不过四五天时间。要判人死罪,至少要经过搜集、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要把材料从乡上报区,再从区里步行80公里上报到县里(那时没有汽车),又从县里步行回来,把审批的结果下达区里……一切手续办完,少说也需要十天半月吧?可是何良从关进乡公所的监狱到被执行死刑,仅仅四五天!可见那时杀人,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区委书记一句话,就可以定夺,说杀就杀!小小区委书记,竟握有人命关天的生杀大权!如此无视生命,岂有不乱杀无辜之理?所以那时,杀人如麻,杀人如儿戏,人不如猪狗!所以那时,尸横遍野,一片血腥!

袁大毛斗争地主立场坚定,不久入党,后来当了沙田村党支部书记。但是他为非作歹的恶习不改,特别是公共食堂期间对社员肆意辱骂捆打、饿饭,贪污钱粮,多吃多占,民愤极大。1964年四清运动定为“四不清干部”,被斗争下台。但是这样的痞子恶棍,竟然是历次政治运动依靠的对象。由此可见共产革命之一斑。

何良被杀后两个月,其夫人生了一个遗腹子。一个丈夫被杀的外乡人,无依无靠带着孩子,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她即将临盆和产后,或挺着大肚子,或带着婴儿,被土改工作队教唆主力军把她弄去关押、斗争,甚至被捆绑!土改结束之时,她被扫地出门赶到一个破茅屋里,还要受痞子流氓的时时骚扰。后来她不得不远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何良的命运,是一个以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国民革命军人,被红色暴政残杀的故事。他的命运,是数百万国军将士的一个缩影。

《黄花岗》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黄花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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