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危机与川普变法
公元2020年11月，世界史无前例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川普阵营和拜登阵营。美国的总统选举历来引人注目，但是全球有如此之多的人带着如此之深的认同感卷入这场大选，以至于没选票的外国人都会因为对美国候选人的认同而与亲朋好友决裂，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然而，无论你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你都会同意：西方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支持拜登的认为西方已经在泥沼中陷落了四年，支持川普的认为西方即将陷落四年，而在川普执政以前已经陷落了八年了。
2017年7月，我在伦敦一个小型对话会议上听了一场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对话。两人一致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出现了体系性的问题，而不只是个别需要修补的漏洞。当然那时候两人还没使用“危机”这个说法，对问题的具体内涵也还没有清晰的归纳与表述，只是有一些不成系统的片段看法。实际上，西方的危机从2001年的911起就已经崭露头角，从2008年的金融崩溃起开始显山露水，2020年则借着新冠疫情的发力而开始全面爆发。
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危机起源于西方的胜利。“胜利者的魔咒”在于膨胀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很快会被提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一套炫人眼目的“胜利哲学”。人们相信他们不再需要脚踏实地地研究现实问题，而只需要像念咒语那样把这套法宝祭出来，就可以所向披靡了。这套法宝随后会叠床架屋地自我演变，生出不容他人质疑的神圣光环来。走到这一步，人们就离灾难不远了。适度总结经验原本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在于，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本来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加上现代人类科技创造与商业创新的飞速发展，经验的时效性早已大大缩短，这些“胜利哲学”很快就会与现实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法宝”，想避免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西方危机最深层的表现是“政治正确”话语的泛滥和肆虐。作为一种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规范，“政治正确”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开始以“胜利话语”的姿态加速扩张自己的地盘，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政治正确”的初衷并不算坏，因为思想自由原本也是需要一些规则来维护的，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敏感问题稍加注意也是合理的。但是无论什么好东西，一旦自封光环，很快就会走向反面。冷战结束三十年来，“政治正确”话语愈演愈烈，原本维护言论思想自由的规则变成了钳制思想和言论的牢笼，原本消融族群冲突的关切变成了挑拨族群关系的利器。到2020年，“政治正确”借着“黑命贵”运动的助力，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乎疯狂的网络“取消文化”，传统被砸烂，异见者（包括多年来推进“政治正确”的学术圈）遭无情迫害。今日的政治正确，已经演变成了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正如艾伦·布罗姆在《关闭美国的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正确”给所有的事物都打上“正确”与“错误”的标签，封闭了开放性思维的大门，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习惯于搞自信满满的价值判断，而不懂得独立自由的思考的价值。之所以说政治正确是西方最深层的危机，是因为这种思潮直接打击着西方文明过去赖以崛起，如今赖以维持优势的秘密武器——思维的创造力与商业的创新能力。
西方危机的第二个层次是族群关系的撕裂。如上所述，这个层次的危机是上一个层次引发和推动的。政治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两个自相矛盾的要点——“多样性”和“族群歧视”。“多样性”意味着你必须承认、接受乃至鼓励、强调各族群间的差异性，且禁止批评，更不能去改变任何族群文化中的不良成分，无论这些不良成分如何与人类的普遍价值相冲突；“族群歧视”则意味着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少数族裔或者弱势族裔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归结为“歧视”的产物，煽动这些族裔与主体族群之间的冲突。2020年爆发的欧洲移民社群问题，美国黑人抗议运动，本质上都是政治正确这两把“族群利刃”一手扩大差异，一手激化冲突的直接后果，而与子虚乌有的“系统性歧视”毫无关系。
西方危机的第三个层次是中产阶级的消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资本全球逐利，西方的中产阶级工作流失，逐步贫困化。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大资本用左翼福利主义的主张拉拢下层民众和少数族群，用加税的办法进一步剥夺中产阶级的权利，同时打压中小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大资本有的是避税的办法，无处可逃的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企业。但这种福利主义只能是饮鸩止渴，中产阶级总有被榨干的那一天，中小企业无法发展将进一步增加贫困人口，同时严重损害商业创新能力。最终，贫富差距不会缩小，只能越来越大，而中间阶层的消失将使社会失去粘合剂，社会矛盾失去缓冲区，最终引发社会的崩溃。
西方危机的第四个层次是媒体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媒体原本是西方三权之外行使监督功能的第四权，但在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媒体已经深入其他三种权力的运作过程，成了决策者的一员。在2017年的伦敦，卡梅伦和萨科齐不约而同地提到媒体的霸权问题。其中梅捷谈到二战时丘吉尔有一次为了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闭门苦思五天，谢绝一切访问。然后他抱怨说今天的政治家再没有丘吉尔的奢侈，不要说五天，连五个小时都不会有，因为媒体的介入程度会逼迫他做快速而草率的决定。问题是：媒体是这四权中唯一一个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的权力，因此也是当今这四种权力中最为粗暴和不负责任的。两人都没骂“假新闻”，但提出来的问题跟川普是一样的：当新闻自由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力之后，谁来制约媒体？
人类历史的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理念想象与常识理性的反复交替。当理念与想象自我膨胀到与现实脱节的程度，危机与灾难就不可避免，而出路则在于摆脱这些“法宝”的魔力，回到最基本的理性和常识上来。危机和灾难都不可持续，如果改革不能让疯狂的头脑冷静下来，大崩溃就会把所有的人直接打回原形。就好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底层的房屋贷款被包装成各种理念的投资产品，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推销，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最初的那些贷款是放给谁的，放了多少，还得起还不起。最终，当大崩溃来临时，人们才会想起基础的理性和常识仍然是王者，你无论怎么忽悠，潮水总是要退的。
川普本质上是一个用直觉感受到了危机和灾难的来临，并试图采取行动挽狂澜于既倒的变法者，他是危机的结果而非危机的起因。他用粗暴的话语破坏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试图在思想的牢笼上撕出一条口子来；他用自媒体与传统大媒体抗衡，试图抵抗媒体霸权对政治权力的入侵；他给企业减税，试图挽救日益消亡的中间阶层；他阻挡非法移民和特定地区人员的入境，试图在族群撕裂问题上喘一口气。他的基本逻辑是最为简朴的实用理性和常识，就像他建造纽约溜冰场所使用的逻辑一样：纽约市政府从阳光沙滩的佛罗里达雇用了一家建筑商来造溜冰场，造了快七年还没有踪影；川普从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找来一家专业公司，四个月就造好了。
川普的朴素理性思维是他的长处，也是西方危机的出路，但同时也是他的局限。这种局限使得他在过去的四年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制度的变革上，而是消耗在了大量没必要的国际争端中，虽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权利关系确实也是危机的一部分，但那只是国内制度问题的外延而非成因。川普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将是沉重的——当利益集团反扑是，川普毫无还手之力。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川普变法是将随着他本人的下台（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四年以后）寿终正寝还是会以其它形式蓬勃生长乃至开花结果？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危机还要持续多久？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终局？
张平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于特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