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后排右1）与车间技术人员师傅们
1972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方式是基层推荐逐级政治审查，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大中专招生，让知识青年又多了一个跳出农门的机会，不过，那些具有灰色乃至黑色家庭背景的知青，依然和招工一样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到1973年，我们突然听说招生恢复了文化考查。当然，国家层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不可能知道，但能不能通过文化考查，成了能不能被录取入学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事实让许多没有“优质”家庭背景的知青很兴奋。那一年，名额也放宽了，我们公社一下子推荐了近20名知青参加考试，好像是自开始招工招生以来推荐知青最多的一次，我也在被推荐的知青当中。
当时，距离考试大约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生产队并不能给知青特别的照顾，白天我照样出工，只能在晚上突击复习一下。夏日里，成百上千的蚊子轰炸机一般在身体周围嗡嗡盘旋，已经不是鲁迅所描述的那种“文质彬彬”的“发表一通议论”了，那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威胁恐吓。饥饿的蚊子轮番攻击，密密麻麻地叮在裸露的手臂和小腿上，一直吸到它们自身体型翻番膨胀也不离开。就是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点一盏鬼火般的煤油灯，我复习了一个星期，主要是突击学习以前从未学过的几何，准备应付考试。
考试题目简单到出乎意料，我轻轻松松就完成了答卷，提前交了试卷。据招生的老师告知，我的成绩很好，已经被确定在录取名单里。
回到生产队等待录取通知的时日，某一个晚上，公社有线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播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我知道自己完了。果然，政治风向急转，考试成绩不再算数，我再次因政审落榜。1974年初，刚刚创办的四川维尼纶厂技工学校到苍溪招生，他们打算在经过了文化考试的知青中挑选。公社再次推荐了我，而且倾力相助，其间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诸多周折，我最终回到了城市。先在技校学习，而后进入四川维尼纶厂仪表维修车间当了一名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我并没心动。倒不是因为1973年的挫败造成了心理阴影，而是因为：第一，我技校毕业入厂不到两年，按国家的规定不能报考；第二，在当时，仪表维修确实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存在通过考大学谋求更好前程的问题。
不过，我们车间有两名青工报考了，而且都考上了，他们一下子被罩上了斑斓的光环，成为了我们所有青工仰慕的“明星”。开欢送会的时候，我只说了两句话就哽咽了，泪水在眼眶里疯狂聚集，我埋下头竭尽全力控制，眼泪却丢人现眼地奔涌而出。
他们考上大学对我是一个巨大冲击，瞬间激活了我早年的愿望，我无法再对考大学冷眼旁观；也激活了我对自己的信心，我暗暗发奋，决心在第二年招生时参加高考。
和1977年相比，1978年高考改为国家统一出题，考试的科目也增加了，文科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此外，无论文理科都增加了外语考试作为参考。这一届对外语尚未作硬性规定，没有学过外语的可以不参加考试。这个规定让我感到十分庆幸，我把自己列入没学过外语的考生，免去了十分头痛的外语复习，还省出了时间复习别的科目。
我就职的四川维尼纶厂，是当时国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三家大型化工厂之一，因其设备的先进性，聚集了许多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所在的仪表维修车间更是人才济济，每一工区都有数名大学生做我们的师傅，教给我们应该掌握的技术知识。那时，设备陆陆续续运来并等待安装，厂里没有足够的仓库，有不少设备堆放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由各分厂各车间派人员轮流值班看守。
记得有一次值夜班，师傅们在一起闲聊。印象中，我的师傅们闲聊也极有档次，几乎没听过他们聊八卦。他们在一起，要么讨论工作中的技术问题，要么交流一些当时科技进步发展的最新信息。那个时候，即便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各自的信息来源也十分有限，这样的交流就显得很有必要。
那一次他们讨论基因，我从他们的讨论中第一次听到了基因这个概念，神秘的基因使我对知识渊博的师傅们由敬重升级为高山仰止，我在自惭形秽的同时，也获取了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虽然工厂尚未投产，但工作却多而繁杂，外出学习的任务也很重，并没有什么闲暇。我们车间因为有了77年两位工友考入大学的榜样，青工们都跃跃欲试，有10余名青工报名参加1978年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师傅们对我们这些当过知识青年却实在算不上有知识的年轻人特别理解，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那段时间，我们上班可以把复习资料带到车间办公室去看，师傅们主动承担起平时由我们承担的工作，尽可能地留出时间让我们在办公室里复习，还在工作之余为我们答疑帮我们解题。师傅们无私的支持和不求回报的帮助，让我至今感铭于心。
与师傅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宿舍里的技校同学。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明白其当时的动机，也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太龌龊。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居于同一寝室的技校同学，每每看到我吃过晚饭拿出书坐在床边准备复习时，就邀约一帮人在宿舍里引颈高歌，或者故意嘻嘻哈哈地摆龙门阵，闹腾到10点多甚至11点钟。
据说，还有人在背后无比蔑视地挖苦：蒋蓉还想考大学，哼，不自量力！我当然不想与这些人作任何计较，寝室里呆不下去，我就去到宿舍外面光线昏暗的路灯下复习。好在我考文科，除了数学以外，其他都不需要伏案做习题；而且，我有师傅们的支持，白天可以在车间办公室复习数学。
据说，1978年报考大学的考生是史上最多的一年。有了77级的榜样，很多77年因各种原因没敢或没能参加高考的人们，都报名了。川维厂远离市区，厂里没有条件为考生设立考场，考生们都安排在长寿县的晏家镇中学参加考试。学校里每一间教室都挤得满满的，还是两个人一张桌子，做点小动作十分容易。不过那时的人把考试看得很神圣，考生们也都非常自律，那么拥挤的考场也没听说有什么人作弊被抓住了。
考场条件差，考试结束后还没地方休息，只能在学校的操场边枯坐，等候下午的第二场考试。因为考试紧张，中午即便有地方休息，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入睡，所以不休息也算不得什么问题。
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午没地方吃饭。别人怎么解决的我不知道，第一天我是毫无准备，只好饿着肚子挨到下午考完，回单位宿舍才能吃饭。
那天回到宿舍，刚推开门的那一刹那，我眼前一黑差点倒在地上。还好脑袋没糊涂，赶紧抓紧了门的把手，双目紧闭，坚持了一会，然后迅速扑向距离门口不算远的床。那时年轻，扛过来了，没发生意外。第二天我自带了干粮。
我的考试还算顺利吧，除了考数学一直做到铃响，别的几门都提前交卷出去了。答题时，我眼角余光瞄到旁边那个女孩，写的时候少擦汗的时候多，内心还对她满是同情。考完试回到车间上上班，师傅们问考得怎样？我回答还马马虎虎吧。师傅们就笑着说，一般答“马马虎虎”都比较有胜算了。
等待公布成绩的日子是焦虑的，虽然和知青需要“跃农门”不同，但既然参加了考试，就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较高的期望值，要说不焦虑那肯定不真实。
极具戏剧色彩的事情，发生在公布成绩那一天。
与我一起从苍溪农村调出来，又一起进入技校仪表班学习的朋友周午丁，进厂后在宣传部门工作。她接触人多，各种消息来源广。她也参加了1978年高考，和我们一样热切关注着有关高考的各种消息，而且总是考生中最先知晓的那一个。那天中午我们刚下班准备去饭堂吃饭，她来电话了。
周午丁是个女高音歌者，我是听她的嗓音才对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银铃儿一般”有了具体真切的感受，可此次，电话那端没有银铃儿，她低了嗓门，语气沉重得让我心惊肉跳，她说蒋蓉，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千万不要着急啊。我心里“砰”的一声，像一块巨大的玻璃被打碎了。她在电话那端继续，成绩公布了，你是一百八十多分（当年的录取线，理科是二百八十分，文科大约高十分或是二十分）。末了她还特别强调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是原来技校的罗书记从县招生办带回来的。
我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往桌子上一趴，虽然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管不住漫涌的泪水，因为压抑着，就变成了全身的颤抖，很痛苦的样子。
车间的几个青工分外同情，和我一样也在等待公布成绩的王亚希、杨渝菱帮忙打来了午饭。但我吃不下，只是哭。哭归哭，我的脑袋却一刻也没闲着：考场里瞄到旁边人艰难答题的情景，我自己比较轻松地完成了各科考试的情景，考试结束后对答案的情景……有关高考的所有情景都迅速地在脑子里划过一遍，再划过一遍。慢慢地我就冷静了，也坚定了对自己的信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只有一百八十分！我向值班的师傅请假，我准备下午去县城查分数。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刚刚请好假，周午丁的电话又来了，她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蒋蓉，搞错了，你是成绩上了重点线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被从山颠抛下深谷，又被从深谷直接提溜上山巅，晕死了！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原本只打算考西南师范学院的我，一下子有了进入四川大学的资格。拿着电话一时间啼笑皆俱，我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才回复她两个字，谢谢！
我成了当年厂里成绩最好的一个考生，在全厂的考生中第一个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的名字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厂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每到一个地方办手续，首先听到的都是这句话：你就是蒋蓉啊！这是一种赞扬，这样的赞扬让人喝汤都醉！
我在厂办拿到通知书时，双手因激动而颤抖，打开一看，却呆了！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四川大学哲学系。我觉得自己的双腿好像被取掉了骨头，绵软得根本无法站立，只好急忙伸手扶着楼梯的栏杆，勉强把自己的身体支撑住，脑袋里却聚集着饥饿的蚊子集团军，一片嗡嗡嗡地轰响。
川大哲学系并不是我的志愿，估计是因为我没有哪一科特别突出，加上那时哲学系少人填报，录取时就把填写了服从分配的考生调剂到了哲学系。经历了那么艰苦的奋斗，承受了那么大起大落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一个“学政治的”哲学系。我突然不想上大学了。
那时，我对哲学的认识非常浮浅，哲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过“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这个能让人产生美好憧憬的对这门学科的判断。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在我心目中哲学就等同于政治，而“政治”因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变得十分令人厌恶，唯恐避之不及。
盯着那份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沮丧像涌泉一样四处流溢，彻底覆盖了我内心本来若狂的欣喜——学政治，太没意思了！又想，我已然考上了大学，考的是全厂第一，能力已经得到证明，也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对我的蔑视，就是不去上大学，也可以扬眉吐气了。放弃吧，放弃吧，我努力在心里说服自己。
可是，我还是非常纠结，很想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无奈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写信吧，时间上来不及，就是拍电报也来不及，我必须克服选择困惑，尽快做出决定。还是要感谢我的师傅们，他们都说，好不容易考取了，机会难得，应该去，上大学总是好的。师傅们说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决定了，听师傅们的。
无论如何，我作最后的决定还是有几分勉强，只是，去厂里各相关部门办手续的时候，人们羡慕的眼光不加掩饰的赞扬，又一次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让我在离开川维厂的时候，情绪还比较高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在考取大学之后也如我一样，差点把“去还是不去”纠结成了哈姆雷特王子“活着还是死去”那个著名的追问？
大学毕业后，调动工作和举家几次大搬迁，我把值得珍藏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等都弄丢了，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枚校徽。还好我的同学们在记录他们这段经历时，都亮出了他们珍藏的这些文物。属于时代的纪念，都是一样的。
2017-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