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后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一般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在政治运动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挤占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
大学最紧缺的是什么？是经费吗？只要看来自纳税人的经费，配置到大学后究竟流入何处，也就毋须再言了；大学最紧缺的是优质师资吗？恐怕也不尽然，名牌大学与二、三流大学相比，师资力量占据相对优势，但这些名校变相出售学位证书的事实，教授、博导公然剽窃的丑闻还少吗？
中国大陆的大学，缺乏的是什么？是市场！当然，这个市场绝不应是文凭、学位证书的市场，绝不应是职称证书的市场，而是思想市场；这个思想市场不是政府可随意干预的市场，更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可以垄断的市场，而必须是自由的市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大学无法为人类传播驱除愚昧的火种，无法成为人类智慧的宝库。不幸的是国内大学，文凭、职称市场早已形成，思想市场却显得如此凋零凄怆，由此使外表奢华的大学只剩下僵化的躯壳，失去的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灵魂在何处？在于大学的思想市场。我们的大学所缺失的，正是自由的思想市场！
我对“思想市场”一词的接受，始于阅读R∙科斯教授的论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科斯的这篇论文，原是1973年提交给美国经济学会关于“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年度会议，文中论述的“思想市场”，广义而言存在于社会。窃以为，一个社会的思想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更集中在大学。如果一个社会有大学而无思想市场，这样的大学大慨等同于职业培训机构。科斯将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置入同一文内分析，令人明白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的相似之处，正在于这两种市场同样存在供给方与需求方，同样存在自由竞争。当然，思想市场的交易方式，不同于商品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交易方式，而主要依赖于书藉出版、报刊发行、教会礼拜、大学的图书馆大量藏书的开放、大学的讲座、演讲、讨论、课堂授课等等。事实上，现今电视、电脑、手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思想市场上供需双方交易的平台。
科斯属于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政府对商品市场适度干预的经济学家，但他明确指出：
……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在思想市场中，情况则截然不同，政府如果试图进行管制，也是无效和动机不良的，因而即便政府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结果亦不受人欢迎。
这就是说，大学的思想市场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自由的。社会必须保证大学的思想市场绝对、充分的自由，必须拒绝权威，拒绝一切权力的干预，更容不得个别人或少数人对大学思想市场的垄断。大学思想市场的自由，既包含市场供应方的自由供给与自由竞争，也包括需求方的自由选择。大学的思想市场上，少数思想者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组成这个市场的供给方。他们靠思想的力量，借助论著、刊物、演讲、讲座等形式形成自由竞争，以便让其中符合文明法则与普世价值的思想更彰显光泽。
大学的思想市场若缺乏自由，真理必将被愚昧和黑暗所掩蔽。16世记哥白尼提出新的天体运行假说——日心说。到了17世记，作为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的伽利略，为人类奉献一部《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由此将哥白尼假说提升为强有力的科学思想，这使比萨大学与帕多瓦大学等信奉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的学者们难以接受。美国学者C∙赫梅尔在《自伽利略之后》一书中指出：“直正策划使伽利略受宗教裁判所审判者，正是统治大学教育的亚里斯多德科学观。”此一说法虽并未偏离事实，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早期大学的思想市场上，在伽利略供给哥白尼日心说思想的同时，有人供给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思想，这本身不能算错，错就错在罗马教廷不应该充当审判者，并制定思想判定的标准，将近代物理学的开山人伽利略判为“异端的重大疑犯”。
随着18世记欧洲各大学的思想市场不断趋于自由，学术与科学终于挣脱了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7年推行的书藉出版检查制度，但伽利略的《对话》直到1835年才从禁书中解放出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在《经济增长中的文化》一书中指出，欧洲之所以从18世记起全面崛起，在于欧洲尽管在政治上曾经是封建割据状态，却拥有一个自由而活跃的思想市场。无论神权、王权乃至一切世俗权力，都没有资格介入大学的思想市场指手划脚。欧洲人发现，权力对思想市场的垄断与干预，或对言论设置禁区，肯定是一种犯罪。19世记英国思想家J∙S∙密尔在《论自由》中明确指出：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所力图窒息的思想是否属一种谬误；即便可以确信属谬误，企图窒息这种思想也仍然是一种罪恶。
原因在于：
……迫使一种思想遭受窒息的此种罪恶，在于它是对人类的掠夺，……如果被窒息的思想是真理，人们就只能获得接受荒谬思想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便被禁思想确属谬误，粗暴封杀的结果，也使真理失去与谬误在竞争中接受检验的良机，从而使真理无法获得更鲜活、更生动的展示机会。
这里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一种思想是否属谬误，是否属有害的毒草或异端邪说，评判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制定评判标准？人类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意志与观念强加于人，甚至获得影响更广泛的市场。但要想让别人成为你的思想的需求者，只能依靠思想自身的魅力与光泽，不能借助凌驾于社会的强制性权力垄断思想市场，迫使人们照单接受。密尔认为，人类就整体而言，具有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在于，人会借助经验与讨论纠正自己的错误。密尔当然没有使用“思想市场”一词，但在《论自由》这部典藉中，“思想市场”已是呼之欲出。这里的“讨论”一词，我们完全可理解为“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与商品市场上所有厂商都热衷于推销自己的产品完全一样，最终只能依靠自身产品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才能吸引需求者用货币投票，从而在竞争的商品市场上成为赢家。大学的思想市场上，不应当设置评判标准，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制定评判标准，通往文明、正义之路只有一条——依靠大学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
大学借助权力强行垄断推销某种思想，这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张中行先生在回忆北大红楼的文字中，曾提到旧时代北大开设的一门课叫《党义》，即是对大学思想市场垄断的一例，学生不满思想市场的强制性供给，普遍用逃课表示不满。何卓恩博士在《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到他曾对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有一次访谈，访谈一开始即涉及上世记50年代在台湾大学的思想市场上，当局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垄断性推销：
林：三民主义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必修课，所以每个人都要上，学工的也要上，学数学、物理的都要上，但没有一个人把它当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三民主义的教员都不好意思讲。
何：没有底气？
林：对！没有底气。例如，我当时读三民主义，那个老师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来讲，学生有的来，有的逃课，那时台大的风气有点北大的传统，有点自由的学风。他一讲，头一堂课一直到最后一堂课，没有一个字讲三民主义。讲什么呢？就讲西方政治思想。……
大学必修课只能由党国的“政府规定”，如此荒唐的“课程设置”令台湾大学蒙羞，原因正在于大学的思想市场己遭官方控制。至于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思想市场。幼童尚未进学校，头脑已先被控制。我教书的时候，学生无论何种专业，“马列毛、邓三科”都是必修课，现在还要加“习思想”，学期结束必须经考试才能通过，连我都感到吃力。我对社会主义政治课，历来心里厌恶。1979年我考研究生，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的成绩分别为79分与84分，唯有政治课，离及格分数线竟差14分。
所幸的是，台湾讲授三民主义的教师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讲。倘使这些教员都能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地大讲三民主义，台大的思想市场必然也是一片荒芜。所幸的是，在邻近台大校园还有尊德性斋（后易名为“紫藤庐”），主人是最早将哈耶克的思想解绍到中文世界的周德伟先生。毕生崇尚自由主义的周先生，深知大学思想市场自由的要义，在尊德性斋的定期茶话会上引领学生自由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米塞斯、哈耶克的重要思想，由此弥补了台大思想市场的自由，才使得台大能走出殷海光、林毓生等一批思想家。林毓生传达的信息，还显示出台湾当局对大学思想市场垄断的强暴程度有限。若是在同时期极权制度下的苏联，当局命令教师在大学的课堂上宣讲列宁、斯大林的那套计划经济观念，而教师却在课堂上解绍市场经济捍卫者哈耶克的思想洞见，那么这些教师最起码的下场，是遭拘捕并押送至古拉格群岛服苦役，而且这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
思想能否获得鲜活的生命，关键在于市场。大学的思想市场能否自由，各种思想能否得到自由竞争的机会，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关键。大学的思想市场若获充分自由，这个社会的学术、科学和艺术必将呈现出繁荣兴旺的一派生机；反之，这个社会的学术、科学、艺术则显出死气沉沉、黑暗愚昧和行将就木的颓势。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因果关系，现今只有坐井观天的蛤蟆们，企图依仗权力继续阻挡大学思想市场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