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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庆大厦时代麦高登的非裔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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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有点像长期的调查报导,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说。但大部分记者时间有限,只能短暂接触报导人,让他觉得十分可惜。然而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相似的困境:“许多出现在我书里的人,我后来再也没见过。”

他说的是他去年出版的新书《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记者译:《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之都的非洲人与其他外国人》),全书的重点是广州的1到2万非洲人。这本书的田野调查在2014年完成,3年多过去,他当时访谈的许多在广州经商的非洲商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已经在几年间被遣返回母国,或干脆不知所踪。

“当然,”他解释道,“商人本就来来去去。”但这种情况和他在香港重庆大厦遇到的实在不同。

出生于美国的麦高登在1994年来港定居,现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担任系主任。12年前,他开始在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做田野调查,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让他在人类学领域内外都名声大噪。重庆大厦也承载大量的跨国商人和逾期滞留者,比广州更早,许多南亚裔商人早在二战前就生活于此。

“我十年前在重庆大厦认识的好多人到现在都还在那,没什么变化。”麦高登说,“但广州不是。”

在全书最沉重的第五章“合法与非法”中,他写道:“截至2015年12月,广园西路60%的逾期滞留者都被抓了。”这解释了他与这些报导人失去联络的真正原因: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与驱逐这些来自非洲的逾期滞留者。这些逾期滞留者大多数是来自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人,广州的广园西路是他们经营小本生意的主要地区。同属一区的小北路,则聚集着人数较少的、来自中非和东非的商人。当然,不是所有在广州生活的非洲商人都是逾期滞留者,麦高登说。

要还原一个这样的生活图景无疑是复杂的。在广州,这些故事里有流离的命运,至上的利益,虚假的婚姻,还有各式各样的傲慢、偏见与梦想。他花了一本书的篇幅,尝试以人类学的方式,讲述一个被主流华人社会排斥在外的,非裔的广州。

低端全球化:从重庆大厦到广州

不论是写广州还是重庆大厦,麦高登的书写都围绕着一个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与高端全球化相比,低端全球化才是全球七成人口置身其中的、更广泛和贴地的全球化。研究重庆大厦时,低端全球化是他目睹的那些被运往非洲的廉价山寨手机。十年过去了,这种全球化的模式没有变,但交易发生的地点,却几乎完全挪到了广州。

“重庆大厦早就已经不是我写它时的那个重庆大厦了。”麦高登说,“这也是我写现在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从重庆大厦移到了广州。”

这是一个拿来做标题一定能吸引香港人眼球的论述。但麦高登说,不要惊讶,“若是熟读重庆大厦那本书的人,就会注意到我在那本书的结尾已经提出,低端全球化正在逐渐移往中国。”

他仍与重庆大厦的商人们保持联络,有一段时间,会每周六去给大厦里的难民上课。变化如他所料,重庆大厦大部分的手机外贸商都已经搬到广州。可为什么重庆大厦看起来景况还不错?那是因为旅馆和餐厅的生意还不错,他说。

和跨国大企业相比,低端全球化涉及的金钱和交易信息都比较少,几个家庭成员,乃至于一个小商人就能处理。“违法或半违法、山寨、假货、廉价、贿赂海关、偷税漏税、路边摊、小贩、发展中国家。”这是麦高登给出的低端全球化关键词,也描绘出非洲商人们在外国进货,然后走私商品回国,再在路边和露天市集贩卖给本国人的路径。

而他在广州看到的,则像是一个放大、铺平、伸展了好多倍的重庆大厦,包含广州市越秀区的小北路、环市中路、天秀大厦、广园西路、珠江新城在内,组成一个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

麦高登生活在香港,之所以注意到广州,是因为他在重庆大厦认识的一些商人要去广州做生意,他就跟着去了几次。2013年开始,他工作日在沙田的中文大学上课,周末则几乎全部在广州的旅馆度过。和调查重庆大厦时的方法一样,他住遍了广州小北路附近各种价位的旅馆,从天秀大厦里不到200元人民币一晚的房间,到珠江新城里1000元人民币一晚的房间。搭讪的地点是酒店大堂、电梯,时间是早餐时间、晚餐时间。他也和两个合作伙伴杨玚、林丹一起,在小商店、餐厅、咖啡馆、酒吧中寻找报导人。

他发现这里生活着1万到2万非洲人。他问商人们为何去广州,得到的答案是:“很多重庆大厦的商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生产它们的地方呢?”和重庆大厦不同,广州不仅是转运中心,更直接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

“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广州是他们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进货城市。”麦高登说。

有经验的非洲商人告诉他,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扮演这种角色的城市曾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及泰国首都曼谷。现在它们已失去吸引力,因为品质上升,仿冒货品减少,“曼谷制造”在非洲已经成了优质衣物的代名词,不再是多数人买得起的货物。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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