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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两位法国汉学家对中共的十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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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中国的共产党比苏联的共产党聪明(狡猾)多了,他们知道一个社会是怎么控制。给一部分社会带来一点幸福和一点享受的能力,然后让另一部分的社会保持一种希望,我虽然很穷,我明天可能发财,所以我愿意拚命工作。所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找到合适的方式,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

法国汉学家玛丽.候芷明(marie holzman)女士,曾在悼念中国四川地震死难者的集会活动中表示,地震中豆腐渣工程造成大量孩子死亡,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很大的罪恶,她估计中国将来还会发生类似这种事情。(章乐/大纪元

中共对美国和世界的成功渗透,使得身处外交第一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了如下一段感触颇深的话:“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抵抗中共威胁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交织在了一起。”

的确如此。例如,美苏冷战,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为苏联说话的;但美国的“汉学”研究者中,却有一个显赫的“拥抱熊猫派”。因此,当笔者元旦读到两位法国汉学家对中共的精辟评论,颇觉难能可贵,故本文采撷其若干观点,以飨读者。

这两位著名法国汉学家,一位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毕仰高(Lucien Bianco)先生,一位是帮助了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的侯芷明(Marie Holzman)女士。

我们先概略介绍一下背景。二战之后的法国,刮着一股强劲的“共产主义信仰”风。虽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苏联破产了;然而,中国是神秘的,知识分子们又把似乎没有斯大林和苏联那么多罪行的毛泽东和中共视为榜样。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都称“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毛搞文化大革命,法国媒体都响应到了什么程度呢?“你都很难相信,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甚至,1968年法国还爆发了与文革暗中遥相呼应的“五月风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只有毛死后,关于文革暴力和残酷的报道大量出现,幻象才破灭了。不过,中共很快又搞“改革开放”,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和外资支持下,中国目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致使迷雾难散。

1954年,24岁的毕仰高第一次到访中国,“那时候去中国的游客很少,是周恩来接见我们,毛泽东还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我太激动了。”毕虽然受共产主义影响,但主张要保持知识分子的冷静客观立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他思想的转捩点。1974年再次访华,他称这次访问是“瓶子里的旅行”(官方处处设限,没收其相机底片,搜查随身行李,所有与其接触的人员都经过特意安排),回国后随即撰文批评文化大革命。作为法国汉学界的泰斗、“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毕生研究与思考的书”——《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比较》中文版2020年问世,这年,他90岁。

不像毕仰高只是匆匆访问中国,不到20岁的侯芷明1970年代来到中国(之前在台湾待过一年),那时她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可是经历了文革的末期,1975年入读北京大学,北京之春期间认识了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年轻人。

下面是笔者根据他俩人的著作、文章、采访等等,整理出的他俩关于中共的十个观点,见仁见智,敬请读者自鉴。

一、“农民自己不会进行革命,也不会实现革命。只有少数年轻的农民会自发地、热情地加入共产党的旗帜下,更多的则是被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社会政策所吸引,甚至更多的农民只是简单的服从命令。”

毕仰高素来同情中国农民,“我想研究最贫苦,最受压制的人群”。专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历史,证实了他最初的直觉:中国农民革命不是农民自发的,他们并没有阶级意识与参加革命的意图。若不是被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不可能指向封建地主阶级。而对毛泽东而言,农民只是替代品,替代无意也无力帮助他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笔者白话:中共把农民骗惨了。)

他的作品《没有政党的农民:二十世纪中国的草根运动》(PeasantsWithouttheParty:Grass-RootsMovementsinTwentieth-CenturyChina),曾于2003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之列文森图书奖(JosephLevensonBookPrize)。回望年轻时曾相信毛是中国农民的救星而产生崇拜,他总是悔恨,想设法弥补。

二、“我并不相信所谓的‘中国模式’”。

有学者问: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这是“中国模式”的成就。在您看来,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是否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毕仰高如是回答。(国际社会有一些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模式”。)

三、“中国共产党已被证明有能力适应和改变,它可能能够在一段时间使中国现代化,但我不相信它能让中国变成真正的现代化民主国家。这不是能力问题,关键是中共不希望民主。我同样也不信任中共会转变成一个现代政党。”

问: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带领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可能转型为现代政党?毕仰高如是回答。

四、“只要中共拥有绝对的权力,我认为中国未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长远来看,没有哪个政权会永远存在,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公民(比我关爱的农民还多)最终可能会厌倦独裁统治,尽管后者使他们能够增加收入。这似乎是一种疯狂的信仰的行为,但是谁能在1980年代初或中期预测不到十年之内的苏联解体呢?同样,谁在1976年或者1978年预言未来四十年中国将实现空前的经济发展?我对(遥远的未来的)政治的希望可能过高,我们不能排除当前政权被另一种可能更糟的独裁政权取代的可能性。……我希望,中国能够拥有一个更具荣光和对世界有益的未来,即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而不是习近平所宣称的“中国梦”。这是我的希望,不是预言。”

问:您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期许?毕仰高如是说。

五、“1975年的时候,到了中国,我马上发现,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民主。因为我发现中国民众的基本要求和我们法国人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样的。”

2009年元旦,侯芷明获得法国总统颁发的最高国家荣誉奖——荣誉骑士勋章。当记者采访,在被问及中共一直以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为理由拒绝实行民主,和遵守世界各国都遵循的人权原则时,侯芷明如是说。

六、“中国政府正在朝一个完全使用黑手党手段的政府转变,黑箱作业,无视自己的法律。”

2016年1月12日,至少有7名被秘密关押了近6个月的中国人权律师被中共起诉,所谓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此,侯芷明如是评论。

七、不能忘记“六四”,也不能原谅共产党。

2019年“八九民运”三十周年,侯芷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法广采访时,如是说:“规模那么大的灾难,我看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灾难!”关于中共是否能为“六四”平反一事,她认为平反不会有很大可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不要向中国共产党申请平反。‘天安门母亲’现在也是这么说,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已经这么说了。因为,有罪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所以,中国老百姓现在应该感到骄傲,那时他们不顾一切地去维护那些没有武器,无罪的公民,避免他们遭到坦克车的辗压。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共产党。”

八、“三十年前,它能做这个(六四),今年还能不能再做?需要做的话,它肯定会再做,这个中国老百姓也非常清楚。”

侯芷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她还说:“今年(2019)是(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比较多,法国人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感到骄傲,因为说明我们没有完全失去记忆力,而且继续关心‘天安门大屠杀’的后果,也继续思考这种灾难的制度有没有改变?”

九、“反对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比反对任何其他的制度难得多,真的是难得多。”

2020年,自由亚洲电台《观点》栏目采访侯芷明,问“六四”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精英人群里面,为什么后来没有出现类似哈维尔这样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

她如是说。她还说,“中国的共产党比苏联的共产党聪明(狡猾)多了,他们知道一个社会是怎么控制。给一部分社会带来一点幸福和一点享受的能力,然后让另一部分的社会保持一种希望,我虽然很穷,我明天可能发财,所以我愿意拚命工作。所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找到合适的方式,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

十、“我没有办法原谅中国(中共)政府。……12月初开始有这个病,他们是1月24号才开始行动。就是说起码有整个一个月,他们可以进行预防措施。现在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心说,如果中国政府提前一个星期进行措施,我们可以避免45%的传染,如果是两个星期之前75%。如果是三个星期之前是95%。95%的传染病会被控制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对人类的罪。”

2020年,自由亚洲电台《观点》栏目采访侯芷明,问及“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时,侯芷明如是说。她还谈到:2002年的时候萨斯病的时候,有一个勇敢的蒋彦永医生。第二年2004年,蒋彦永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誉的拉蒙.麦格塞塞奖,因为帮助我们避免一个全人类的灾难。中共政府做了什么?就把蒋彦永软禁不允许他出国、不允许他得这个奖。更荒唐的是,2020年的2月份蒋彦永在哪儿?就是被软禁,不许他跟媒体说话,这是非常说明问题。

以上两位法国汉学家关于中共的十个观点,见仁见智,请读者自鉴。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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