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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我亲历的“一正压百邪”的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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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上述五个案例,从表面看,中共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我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我向中共最邪恶势力发起挑战,似乎是鸡蛋碰石头,但是,“一正压百邪”,五道难关,我全闯过来了。

我是从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到今年已修炼近26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今年将近22年,我亲历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过程。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将近22年的今天,全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流氓政党。

中共曾经发动过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中共元帅彭德怀,中共想打倒谁,就打倒谁。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却没能打倒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高德大法,正道大法。

下面,谈谈我修炼法轮功后亲历的“一正压百邪”的五件事。

一、给韩军送信

中共610办公室,是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凌驾于中共公、检、法、司之上,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007年3至4月,我多次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的办公室送信。原因如下:

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因为给江泽民写信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

2007年1月22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8个年头,根据新情况,我重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信写好后,我以挂号信方式,寄给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总指挥,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最基层官员,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与此同时,寄给了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等8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

2007年3月1日,我到邮局对上述11封挂号信进行了查询。结果是,寄给江泽民、罗干、韩军的信,全部“妥投”;寄给何勇等8人的信,全部“途中丢失”。我怀疑,这8封信被非法扣押了。于是,我决定亲自给610办公室官员韩军送信。

2007年3月26日,就依法审查江泽民等,我写了一封致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当天当面送交610办公室官员韩军,请他转递中纪委监察部领导。

我还特地请韩军亲笔写了一张收条,以证明他确实收到了这封信。韩军按照我的要求,用钢笔写了一张收条。

我送给韩军的信,不仅全盘否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要求审查迫害元凶江泽民等。如果中共认为它镇压法轮功是在依法如何如何,韩军按理应会立即通知警察把我抓起来。但是,韩军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按我的要求,白纸黑字写了一张收条。

韩军的背后是北京市西城区610办公室,北京市610办公室,中央610办公室,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以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给韩军送这封信,实际上,是挑战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整个邪恶势力。

但是,出乎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官员意料之外的是,从2007年3月26日至2008年7月10日,长达1年零3个多月,从韩军到江泽民,没有一位官员对此信说一个“不”字。

二、检举周永康

2008年7月11日,第29届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共在全国抓了一批法轮功学员,我也被抓进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2008年8月17日,我被换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2008年11月19日,我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信,检举当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信末,我提出两点强烈要求:第一,依法逮捕周永康;第二,周永康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壹仟万元人民币。

信写好后,上交解国建(音)警官。解国建警官立即送交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员窦峥(音)。窦峥立即提审了我。为了留下一份书面文字证据,我同意做一份笔录。笔录中记下了王友群某年某月某日写了致胡锦涛的信《关于依法逮捕周永康的建议》等。仔细确认这些信息后,我在笔录上签字并按了手印。

在致胡锦涛的信中,我详细列举了被抓进看守所前我写的关于法轮功问题的重要信件,包括我写给江泽民的信,写给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9位十六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写给宋平、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叶选平、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彭吉龙等13位前中共政治局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

当时,周永康处在他一生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声名最显赫之时。周永康是中共公、检、法、司的最高领导,是替江泽民掌控“刀把子”的最高代理人。周永康从中南海到我被囚禁的监室,顶多半小时车程。当时,我不仅无权、无钱,而且彻底失去人身自由。

如果说中共镇压法轮功真的是依法如何如何,我的这封检举信就是我“违法犯罪”最重要的书面文字证据。我在信末提出的两个强烈要求,实际上,是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盘否定,是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最高层邪恶势力“开炮”。按常理,中共法院很可能重判。

但是,出乎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官、检察官、法官、政法委官员意料之外的是,无论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初审判决书,还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书,都没有对我的这封检举信说一个“不”字。

三、检举曹利华

2009年12月17日,我被押解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前进监狱第一分监区。

当时,前进监狱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是副监狱长曹利华。曹利华就是靠迫害法轮功得到提拔重用的。曹利华“培养”了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包括第一分监区指导员张云峰,副监区长柳刚,第十一分监区指导员刘光辉等。

2010年1月,就曹利华反科学、反法治、反人权的行为,我写了一封致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的检举信。信末,我强烈要求曹利华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壹仟万元人民币。信写好后,上交当时第一分监区监区长李学东。

李学东看过后,立即派人找我谈话。当谈到我向曹利华索赔壹仟万元人民币时,李学东连问了我6个“你是知识分子吗?”因为他觉得我的索赔要求实在是太高了,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力。他还专门举了大科学家袁隆平的例子,说袁隆平获国家最高科学奖,奖金才500万元人民币。

如果我的这封检举信不是铁证如山的话,曹利华肯定会立即将此信作为我的“犯罪证据”,送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并提请法院给我加刑。

但是,出乎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监狱警官意料之外的是,曹利华对此信没有说一个“不”字。

四、控告贺国强

贺国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亲信,是我被关进监狱时中共最有权势的9位政治局常委之一,是当时中共反腐败最高专门机关的最高领导人。

2010年11月22日,在前进监狱第一分监区,我写了一份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控告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对我一家人的迫害。原因是:

2010年4月8日,由于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我妻子被迫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0年8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决我妻离子散。接到判决书后,我写了上述《上诉状》。

2011年4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王茂林、书记员赵蕊,到前进监狱对我进行讯问。我当面向他们陈述了我控告贺国强、向贺国强索赔壹仟万元人民币的事实。在最后的陈述中,我特别讲到:“故意存心促使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最终决没有好下场!”这些事实和我的最后陈述,都被书记员赵蕊记录在案。

出乎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纪检监察官员意料之外的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我控告贺国强没有说一个“不”字。

五、拒绝610办公室官员

2013年6月的一天,我出狱前夕,北京市610办公室的一行人来到前进监狱,找我谈话。一番空话之后,其中一位官员说:“你出狱那天,将把你送到法制教育基地(即法轮功洗脑班)。”这句话立即引起我的警觉。我马上严辞拒绝去洗脑班,明确指出:“出狱当天,我必须回到家中。”那位官员立即撒谎说:“你误会了,去那里只是办一些手续。”据我了解,所谓“办手续”,实际是继续非法关押、洗脑,甚至包括录相等。

我接着说:“我出狱后,保证我自己遵纪守法,也希望你们遵纪守法;否则,我将向中央领导写信告你们。”

据我在前进监狱了解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出狱,通常要有610办公室官员来接。有的一出监狱大门,就被610办公室官员直接押往法轮功洗脑班继续迫害。但是,我出狱那天,610办公室官员破例没有来,是我妻子直接把我从监狱接回家的。

法轮功学员出狱后,610办公室官员一般都要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表示所谓的“关心”,或将法轮功学员“请”到610办公室谈话,要求写不炼功的保证等。我出狱后,直到2015年1月22日我到美国,561天,没有一个610办公室官员登我的家门,没有一个610办公室官员找过我一次。

法轮大法给了我勇气

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19年中共暴力镇压香港反送中抗争者,到2020年中共干涉美国总统大选,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共的邪恶。

但是,中共一直在逆天而行,背道而驰,到今天,气数已尽,正加速向“中国共产党亡”的终点冲刺。

我亲历的上述五个案例,从表面看,中共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我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我向中共最邪恶势力发起挑战,似乎是鸡蛋碰石头,但是,“一正压百邪”,五道难关,我全闯过来了。

我的勇气全部来自法轮大法。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理念——“真、善、忍”,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一步一步指引我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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