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交媒体Parler被下架
正如我希望我的听众和读者能够证实的那样，我一生都在努力理解人性和人类行为。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2020年，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期都要多。
最大的启示之一涉及到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如何理解《德国好人》（根据约瑟夫-卡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一个普通的、应该还算不错的德国人，他既没有伤害过犹太人，也没有帮助过他们，也没有破坏过纳粹政权。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维希时代的普通法国人，还有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普通俄罗斯人，以及数百万在独裁统治下没有帮助过同胞的其他人。
近几年来，我学会了不要那么快就判断安静的德国人、俄罗斯人等等。当然，我仍然要对那些帮助过纳粹的德国人以及以任何方式伤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作出评价。但是如何评价那些什么都没做的德国人呢？还不能急于评价。
我改变了想法，因为我看到了在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很轻松地接受了对他们的自由，甚至包括谋生的自由，做出的非理性的、违宪的、前所未有的警察国家式的限制。
大多数美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推特和所有其它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猖狂审查。
例如，即使是医生和其他科学家，如果为羟氯喹和锌在早期治疗COVID-19提供科学支持，他们也会被剥夺言论自由。协会认证医生弗拉基米尔·泽连科曾将数百名COVID-19患者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却被禁止在推特上发布他的救命药物羟氯喹和锌的使用方案。
有一半的美国人，也就是非左派的那一半，害怕在所有大学、电影制片厂、大公司，甚至在每一个工作场所说出自己的想法。教授们一旦说话冒犯了左派，有终身教职的会担心被排斥，没有的会担心被解雇。人们因为与“黑命贵”（BLM）的观点不同而被社会排斥，被公开羞辱，或者被开除，因为这个群体历来仇恨美国、仇恨白人，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仗义执言。
相反，当BLM的抗议者要求餐馆外的用餐者举起拳头表示对BLM的支持时，几乎每个用餐者都会这样做。
美国人面对的是左翼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但不是左翼的秘密警察或再教育营。（至少目前还没有。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我毫不怀疑左派会把直言不讳的保守派送进再教育营。）
我开始理解生活在纳粹主义制度下的普通德国人和生活在苏联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俄罗斯人，他们还有另一个原因：媒体洗脑的力量。
作为一个研究独裁统治的学生，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当时的名字）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认为只有在独裁统治下，一个社会才会被洗脑。我错了。
我现在明白，大规模洗脑可以发生在一个名义上自由的社会。
持续不断的左翼鼓声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几乎所有其它主要报纸，加上《大西洋月刊》、《纽约客》、CNN、ABC、CBS、NBC、PBS、NPR，以及好莱坞的全部，几乎每一所学校，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都像德国、苏联等国家一样，有效地洗脑了至少一半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学校将要传授《纽约时报》的“1619项目”中的谎言，而这只是无数例子之一。
在封锁之前的那一年，我几乎每周都坐飞机，所以经常会有认识我的人来找我。我越来越注意到，人们会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听得到的范围内，然后近乎耳语地告诉我说：“我支持川普(特朗普)”或者“我是保守派。”最后一次人们环顾四周对我窃窃私语，是在我经常去苏联的时候。
上周末，在魁北克省，大家可以在一段疯传的视频中看到，有一家人被罚款，被逮捕，因为六个人聚在一起庆祝新年。一名邻居告发了他们，庆祝者随即被逮捕。魁北克政府赞扬了告密者，并要求公众更多的“合作”。
在美国的一些民主党执政的州和城市，告密者同样受到赞扬和鼓励（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三月份说“告密者有奖赏”），在澳大利亚则受到左翼政府的鼓励。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很乐意告发那些拒绝把自己的生活封锁起来的人。
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集中营、没有盖世太保、没有克格勃、没有再教育营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判断普通德国人了。面对暴政时的冷漠并非德国人或俄国人的特点。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