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郑爽代孕弃养”的娱乐圈大瓜，加上前不久“代孕母亲患梅毒遭退单”的事件，无不将大众的目光聚焦在“代孕”这个在中国明确违法却依然有着巨大地下市场的行业。
代孕支持者声称“代孕让不能生育的女性和贫穷的女性各取所需，是一场自愿的交易”，但把子宫出租给别人真的是女性自愿的选择吗？当胚胎植入体内的那一刻，等待她们的将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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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代孕妈妈？
“代孕”虽然是随着人类生殖技术的发展才出现的医学名词，但它作为社会陋习却在旧时代早已屡见不鲜，那就是“典妻”。
“典妻”最早在宋、元时代就已经盛行，意思是将自己的妻子当成物品租给无法生养的人家，替他们生子，以此获取金钱报酬。被典当的女性一般已经育有儿子，在替人生子后才能回到丈夫家中。而这些替人生过孩子的妇女，会被认为是“被糟蹋了”，在家中地位更加低贱，处处遭受丈夫的白眼。
那么，如今的代理孕母又会经历什么？
代理孕母通常为21-45岁的已婚女性（也有研究称18-35岁），至少育有一个孩子。但是生育的次数不能过多，一般为自然分娩次数5次以下，剖腹产2次以下。
她们一般来自比较贫穷的地区（美国个别州除外），这些地区代孕合法或立法比较模糊，给了资本许多可乘之机。
如果通过体检、签订合同并且成功怀孕，那么就意味着距离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以及难以弥补的伤痛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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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生个孩子”那么简单？
根据世卫组织（WHO）的公开资料，在2017年，全球共有295000名女性在妊娠和生产过程中死亡，原因包括大出血、高血压、感染等等。即使随着医学进步，今天人类依然无法完全绕开生育带来的风险。
相比高收入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女性受到医疗水平、经济等条件限制，一生中死于生育相关原因的风险要高130倍。而对于深陷代孕产业中的女性而言，她们的子宫沦为商品，中介机构们为了吸引顾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如多胎妊娠、削减必要的护理等，使她们要面临的状况同样糟糕。
为了保证成功率，以及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代孕妈妈们经常会被植入多个胚胎，多胞胎使他们孕期遭遇各种并发症及意外的风险大大增加，如高血压、中风、胎盘早剥、围产期死亡、子宫内胎儿死亡、新生儿死亡......
代孕路艰险，然而向钱看的中介们并不会因此好好照顾“摇钱树”。据BBC采访的一位乌克兰年轻代孕妈妈说，接受完胚胎移植后，代孕诊所立刻减少了对她的日常医疗护理，其他一些代孕妈妈出现了健康问题也得不到及时正确的诊断治疗，结果出现了各种并发症。此外乌克兰代孕市场上和代孕妈妈间流传着各种关于部分诊所恶劣事迹的小道传闻，例如胚胎交易、匮乏的健康监管、过量揽客等。
除了巨大的健康风险，代孕妈妈面临的困境远不止于此。
自古以来，“借肚子”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女性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巨大的心理折磨和来自社会的压力。而事实上，这些代孕妈妈的社会困境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
首先，决定为别人代孕的女性本身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她们通常身处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结构，低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使她们被传统劳动市场所排斥，只能靠出卖子宫来贴补家用。
BBC有关印度代孕的纪录片中，被采访到为何要做代孕时，年轻女孩们的回答大多是“为了盖房子”、“为了让孩子上英语学校”、“不给钱丈夫就打人”等令人无奈的动机。
如果被客户挑中，在移植到怀孕的漫长过程里，她们都会生活在耻辱感和恐惧之中。耻辱来源于社会对为钱而出卖子宫的不认同。她们无法向身边的人解释一切：“除了我母亲和姐姐，没人知道我出租子宫的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去做，因为我的丈夫经济状况出了问题。”“我的女儿很聪明，她经常问我会给她生个弟弟还是妹妹，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在一篇学术报告的采访中，一些代孕妈妈如此回答道。
而恐惧感，则来源于孤独和担忧。众所周知，代孕过程中，孕母只能住在中介机构统一安排的房子里，不能与家人同住，每天需要打针吃药，行动自由受到长达10个月的限制。在如此孤独压抑的环境下，她们还需要担忧肚子里的胎儿是否健康，如果被“退单”要如何处理......
即便在成功代孕结束后，一些孕母还是承受着潜在的心理创伤。《人类生殖学前沿》期刊研究证实，大部分孕母都希望能与孩子保持联系。甚至乌克兰司法部报告称，每年约有25个代孕者不希望把代孕的婴儿交给客户。
随着代孕程序的结束，她们中的大部分和孩子的接触就此被掐断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代孕家庭选择不向孩子透露有关代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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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靠子宫生意暴富？
在一些代孕支持者的口中，代孕经常成了“爱孩子的人获得孩子、代孕妈妈改善生活”的各取所需的双赢交易。正如一些代孕妈妈所说，她们需要钱贴补家用，然而现实中在这条子宫出租产业链条中，靠着子宫发家致富的恐怕另有其人。
在被称作“婴儿工厂”的乌克兰，代孕妈妈们可能被许诺能得到最多20000美元的报酬，然而现实中是代孕机构们花样展示贪婪的嘴脸。除了克扣日常医疗资源，有代孕妈妈甚至只收到了350美元（约2265人民币）的报酬，连代孕机构向买家收取费用的1%都不到。
另外据报道，一些代孕中介虽然承诺会分阶段给代孕妈妈付钱，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中介机构给代孕妈妈们制定了各种严格的要求，如果她们不遵守那么一毛钱也拿不到。如果结果不合买家心意，中介机构也会变本加厉地苛待她们。
作为代孕届的高端市场，美国医疗服务水平和收费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代孕妈妈们就能获得“双赢”的结局。在纽约时报报道的案例中，代孕妈妈们的报酬虽然比乌克兰等地高，但是相比至少15万美元以上的国际代孕售价，她们的报酬也只占了最多13%。
为了更漂亮的销售额，一些代孕机构甚至设想出了全球化模式，以进一步压榨利润空间。据卫报报道，在印度刚刚有传闻禁止国际代孕时，一些机构就试图通过在不同地区开展代孕业务，或利用合法手段在不同目的地之间转移代孕妈妈来绕过法规。
比如某项商业计划中，未来代孕妈妈们将分批在各个低收入国家之间辗转，她们会在印度进行胚胎移植受孕，之后在非洲分娩，以此最大程度地榨取她们生育能力的价值。策划者充满雄心壮志地将这一计划描述为“创造明日世界”。
然而再冠冕堂皇的说辞也无法掩盖资本对贫困女性无止境的剥削。乌克兰的法律相关报告曾称，代孕市场每年为乌克兰带来15亿美元的收入，海量资金与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针对代孕产业监管一直存在阻力。代孕机构们表面歌颂代孕妈妈的爱心并同情她们穷困的处境，实则是用一点点甜头利用她们的子宫来铺就自己的财富自由路。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代孕妈妈觉得自己只能通过出租子宫改变点什么，她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资本胁迫着掉进了一个涂抹着蜜糖的陷阱？
如今梅毒代孕母亲和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再次将代孕产业的血腥一面暴露在大众眼前，无论粉饰的多么动听，婴儿工厂都是在将人当做商品并不停地制造一出出人伦悲剧。
代孕行为在我国一直被明确禁止，但各种卖卵、代孕中介依然时有出没，因此舆论也呼吁除明令禁止外应该加大对代孕相关产业的惩处力度。一些知名海外代孕大国如印度、泰国、尼泊尔在2015年前后纷纷出台禁止商业代孕法规。除了严格法律外，如何真正帮助贫困人群而不是劝他们出卖肉体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该有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