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河南大平矿难，死亡148人，记者们和矿难家属被要求住在同一个招待所。我在宾馆走廊上遇到一个女孩，问我能不能帮她看一下协议，我看了一下是赔偿办法之类的，一张或两张纸，赔偿20万，没写明赔偿金具体给谁。她20岁，远嫁过来一年，丈夫死了，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身边。我告诉她，配偶是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中的第一位。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都开着门，我不记得我跟她是躲在哪儿看的合同了。我得躲着当地官方的人，“私下”接触死难者家属还是会让人警惕。她是要躲着占据了她的房间的一大家子人，死去丈夫的家族。我知道一大家子人在这种时候的功能是什么，提供亲族支持，以及在遗产争夺中帮助老两口，战胜媳妇。我很希望她拿到属于她的一份钱，跟她聊了十分钟左右，就又去现场了，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进去看看。
大平矿难我没有发表报道，甚至没写。这是我第一次报道煤矿矿难，情感冲击上说是最强的。
很多年里我始终记得那个女孩。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容貌了，但是对她的记忆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我妹妹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后来很多次想起这个女孩，我还是这么想。这个女孩和这个想法，连接在一起。
这只是一个插曲。我自己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得不受困于传统的、男权底色的世界观，其实就是大人物的世界观，认为这是插曲而不是新闻。到了年底，我在一篇很短的随笔里写到了采访这次矿难时的印象，我搜索到两小段：
“事实就是如此：当日有人死去，有人演戏，有人发财，却没人感到一丝惊讶。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听到看到的一切：风过林梢，戏文在咿咿呀呀地唱，宛如细线在空中浮动；秋天的冷雨漫过了山梁，那恍若浮晃飘摇着的，正是我们百年多难的中原河山。”
好像是有个当地的宣传人员气愤地质问我为什么要采访不让采访的事情，“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就算在这篇小随笔里我也没有提到那个小寡妇。把大家的目光引向一次惨烈矿难中的一个普通小寡妇是创造性的工作，是特雷弗的事，是写煤矿生活的作家麦克劳德的事，等等，不是我的事。但是如果你问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包含什么，我会说，包含有人和制度去保护一个小寡妇。
在那之前我就写过，其实我想报道的是这样一类新闻，比如在北京，晚上，一个女孩看见路灯照耀着一颗槐树，她突然感到自己要哭了。我想这就是新闻。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按照大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政治、战争、灾难、经济，等等。但是这个世界不这么认为。
一生中我为很多事感到难过，我想我至少有难过的次数比别人多的禀赋。那个小寡妇让我难过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她可能拿不到本该属于她的钱，第二次是因为我没办法写她。那时候我没什么名气，我也没有写什么都可以的自信。
后来我见证了这样的故事之为一个故事模型，关于一个寡妇，一个威胁着她的夫家的家族，一笔赔偿金，在我后来参与的灾难报道过程中一再出现。当然大多时候，比如在辽宁阜新等地，寡妇多是当地人，有自己的亲族支持，情况会好一些。但是故事本身，像我跟朋友们私下说过的，总是狄更斯时代的故事，争夺财产，毫不怜悯。在所有的灾难当中都是如此，残忍和丑陋的事情总是在一层之后还有一层。
这的确是女权议题的一部分。坏事发生时，女性总是最受欺压和剥夺的。之前我一直以为今天说的女权是对厌女文化的消解，是比较无形而本质的部分，是制度改善，是观念水位的提升，是对一个3岁的小女孩说，“当然可以了，你当然能当警察了，You are the best！”是这么说并且去帮助，是意识到这是男性的责任，是永远如此。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其实就是这类事。我对这类事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或者说，我已经决定减少我的同情，这也是真的。
我最后一次去煤矿是去山西大同，其中一项工作是去一个民营小窑。那次采访给我留下了温暖甚至性感的印象。他们的情况说不上好，来自四川的年轻矿工们，带着女伴们来到山西，干的是本地人不干的活儿，用的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住在窑洞里。因为挖煤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运上来多少煤，所以他们的收入取决于骡子的好坏。那是冬天，女孩们在有阳光的山坡上用铝盆洗衣服，空气里飘着细小雪白的泡沫，她们聊天，享受她们的社交生活。大多是十几岁不到二十岁。在窑洞里，炉火烧得极旺，在双人床的床头右侧，往墙里头或者说山里头抠出一个大洞，看着极其奇怪，我问矿上的一个人，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是放骡子的。我真没想到这个，我想到骡子就挨着矿工他们睡的情形，我心想这也太魔幻了。山谷安静又困倦，我还有一个狡猾的煤老板要去对付。还有几个小时，矿工们就上来了，到时候这儿会有小夫妻，那儿会有骡子。煤炭在涨价。炉火又这么旺。如果生活始终这么继续下去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