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在1月25至29日举行，此次达沃斯论坛把关注聚焦在疫情上，议题包括如何建立对疫苗的信心、如何处理疫情危机、病毒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等等，并提出“大重整”（Great Reset）的概念，将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视为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机会。其实论坛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半年前就倡议所谓的“大重整”，他在《新冠-19：大重整（Covid-19：the Great Reset）》一书中指出，目前的世界由于“全球化及科技进步”带来了三大特性：互相倚赖、速度及复杂性。
互相倚赖是指国家不是孤岛，他们引用一个比喻：地球上的人类不再住在超过一百多艘轮船上，而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一百多个船舱里。第二是速度，所有人、事、物改变及转化的速度相当高，当危机出现，风险增加也相当之快。讽刺的是，他们以武汉肺炎的传播作为例子呈现风险散发的速度，事实上，金融海啸亦显示即使只是在某国发生的危机，在高度互赖的程度下，很快就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是复杂性，他们以“量子政治”一词来形容，简言之，就是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当局部危机迅速地转化成全球危机时，不确定性更是明显，要处理全球危机或许已经超越已有的知识及能力，传染病对“全球治理的失败”有直接影响。
全球主义者视以上三种特性为正面价值，可是，金融海啸及武汉肺炎大危机难免令人质疑这种特性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经济论坛作为全球化的死忠分子是须要为全球化带来的祸害负责的。不过，他们依然假设上述三个特性是好的，所以解决危机的方式是要更多及更紧密的合作。
为何降低各国之间的互赖、放慢所谓全球发展的速度及减少复杂性是不好的呢？简单来说，为何全球化转向被逆转是不好的？全球主义者不会想象全球化可以被逆转，而且不应该被逆转，原因是人类别无选择，取代全球化的将会是分裂、本位主义及愤怒，而这样的态势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他们坚信全球社会除了须要在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及科技等宏观层次进行大重整，亦要在工业及公司层次进行微观大重构，及在个人层次进行大重整。
世界经济论坛邀请英国查尔斯王子等世界名人为全球主义“大重整”背书，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不断继续宣传大重整，全球主义者认为包括武汉肺炎等问题之所以愈来愈严重，正是由于全球化不够彻底，世界政府会不会就是这些全球主义者设想的目标？有了它，人类的问题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处理？
然而，这样的一个世界政府如何产生？会不会是个全球中央政府？会否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巨灵？大家目前正在忙于防疫，但如果疫情之后若能放缓，各国将会仔细分析及评估这次疫情带来的祸害及损失并反醒全球化的好坏，全球主义者无须急着要为已经面无血色的全球化涂脂抹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