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的饥荒，殃及耕牛。三年过后，农村耕牛数量锐减，有的生产队只剩下一两条失去劳动能力的瘦牛，它们肩胛骨和髂骨耸起，农民戏称为“六只角的牛”。农村广泛用人拉犁。迅速增加耕牛数量已经成为恢复农业生产的急务。1963年起，国家组织北方平原地区到西南山区买牛。当时我在苏北一个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工作，参加过“南牛北运”，至今记忆犹新。
1965年9月，我们一行出发去贵州。同行者一部分是买牛的人，除本公司懂牛的职工外，还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参加；另一部分人负责调运。另外，县兽医站派兽医参加，负责检疫，防止把病牛买回来。贵州有关部门安排我们去黔西的晴隆县。我们先到安顺市，留下两个人负责转运，其余的人赶赴晴隆。
晴隆县是山区，山多耕地少。生产队养了很多牛，牛就散养在山上。苗族农民手执长鞭在山上放牛，健步如飞。有的妇女把幼儿背在背上，也参加放牧。养牛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
买牛的人分成几个小组，到各乡集市去赶集。每个集市都有专门的耕牛市场。买牛要买年轻健壮的，买回去就能耕田。黄牛、水牛都要。选好牛，谈好价钱，请农民把牛赶到县城转运站，随行兽医给每头牛打上编号，抽了血，交当地兽医站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牛就向安顺转运。
牛从晴隆至安顺用汽车运送。这条公路是盘山公路。真正是山路十八弯，到处是陡坡和急转弯。司机都是高手，有时还能在夜间行驶。这条公路经过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我曾来回六次经过它。当时越南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军事运输繁忙，公路上几乎是一条龙开往云南的军车，我们的运牛车则是逆向而行，似乎人人都没有欣赏瀑布的闲情逸致。
安顺的转运站设在火车站附近，运来的牛由生产队派人代为饲养。数量到一百头左右时，就可以装车运走了。当时铁路货运十分紧张，因为耕牛是活口，铁路方面优先安排车皮。装上耕牛后就直驶东陇海路的新沂车站。由货主自行派人押运。我参加过一次铁路押运。
那是在1965年11月初，两个车皮，是那种非封闭的棚车。拿到车皮后，请当地工人用木棍在车厢一角搭一个窝铺，铺上干草，就是押运员睡觉的地方。窝铺下堆满干草，供牛沿途食用。把牛赶上车后，再用木棍和铁丝做栅栏，把两个出口封闭大半，牛不可能越过，人则可以从栅栏上爬进爬出。在出口处固定两只空汽油桶，贮满清水供牛饮用。除押运员外，每趟车还要雇一名当地农民做助手。和我同行的小陈是一位苗族青年，24岁，个子不高却机灵健壮。他已押送过两次牛车，都是到江苏。我们租了旅社的四条棉被，买了大量饼干和锅盔（当地的一种面饼）、酱菜作干粮，带了两个热水瓶，小陈还带了一包干辣椒。就这样开始了这次要经过7个省区的“南牛北运”。
列车开动了。我首先观察牛的动静，还好，这些在山里野惯了的动物很快适应了移动的车厢，安静地吃草、反刍。小陈用小铁皮桶盛清水给它们喝。列车运行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在栅栏边眺望沿途的景色，躺在铺位上与小陈聊天，或者看看书。一到夜晚，列车就在一片黑暗中行进。车厢里除了我们的手电筒外，没有照明设备，就只好睡觉了。听着列车有节奏的隆隆声，很快进入梦乡。
列车行驶了一天多时间，就会来到一个枢纽站，要重新编组，这是我们最忙的时刻。第一个枢纽站是柳州。车停了。看到车头单独离去，我们立即爬出车厢。我先到另一个车厢查看牛的情况。小陈立即找供水阀门，拉皮管，把四个汽油桶中的清水注满。然后，我就联系草站补充饲草。“南牛北运”是多省行动，过往的牛车很多，枢纽站都设有草站供应饲草。一般都是供应干草，在株洲车站我们甚至买到了青草，小陈说这是给牛“打牙祭”。牛的事忙完了忙人的事：到站台找开水灌满水瓶，买一点干粮，好好洗一次脸，洗一次脚。做完这些事赶快上车，编组即将开始，车厢就会打散后拖来拖去。在枢纽站，可以看到同样的运牛车，押运员都在忙着，有时也忙里偷闲互相交谈。到贵州买牛的人来自各地，我遇到过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买牛的地点，有黔西、黔西南、黔东南各县，听说还有到云南去的。
普通车站也经常会停车，这是平常的会车。一般我们不敢下车，因为不知道会停多长时间。而我们中途唯一的一次冒险下车，就出了问题。
列车快要出湖北了。小陈不小心把仅有的大半瓶开水打翻了。这天晚上我们只能干咽干粮。第二天天亮，列车在信阳车站停下来，小陈拎了水瓶就要下车，我不同意。他说以前在信阳停过，停了半个多小时。他下车后迅速跑出了站台。不料此时车站调度员一声哨响，绿旗挥动，列车前进了。我看见小陈急忙往回跑，却已经来不及了。列车逐渐加速，我一个人坐在车上，很担心小陈，为自己没能阻止他下车而后悔，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给牛饮过水，一个人静静躺着，只有到下一个枢纽站再说了。
到郑州是下午三点。我立即到站台告诉值班人员，我们有一个人在信阳掉车了，请他联系一下。他说不要紧，这是常有的事，车站会安排他乘客车追上来。我听了稍稍放心。
郑州是此行最后一个编组站。我把汽油桶注满清水，看看饲草还不少，就不买了。检查一下两个车厢的牛，都很正常。这些牛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黄河边上，倒也没有水土不服的样子，仍旧是一副安闲模样。只是车厢里够脏的，几天下来，满地牛粪尿，几乎插不下脚去。
近五点钟，只听见小陈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在找车厢，我赶快答应。他拎着两个水瓶，拿着一包东西，笑着爬上了车。原来信阳站安排他乘上一辆客车，三点钟也到郑州了。郑州站是个大站，车站和编组站相隔很远。郑州编组站是我经过的最大编组站，密如蛛网的轨道，数不清的车厢，仿佛迷宫一般。小陈居然很快找到了。他带来了客车上的盒饭和几个砀山梨，又有开水，这是我在途中唯一一顿不是干粮的饭。
快到目的地了。有惊无险，一切都正常，我们躺在铺位上安然入睡。
第二天清晨，列车缓缓驶进东陇海路的新沂车站，那里也有我们公司的转运站，工作人员早已从安顺发来的电报里知道了我们的发车日期和车皮号码，从而知道到站的时间了。运来的牛还要转运一次，用汽车运回县城。
这次历时7天8夜，经过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7个省区的运牛之旅终于结束了。把牛交待清楚，赶快洗澡换衣吃饭。小陈也早已换上干净的衣服，他要回家了。我们把他的工资和回程路费给了他，他把借来的棉被托运回安顺，要利用回程旅游一次。上一次去了上海，这次要在武汉停留两天。
农资公司卖牛，只求保本，价格订得很低。但当时大灾刚过，生产队很穷，仍然买不起。为此国家专门拨了耕牛贷款，帮助生产队把牛买回去。
“南牛北运”工作不间断地紧张进行，一年内运回了1000头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除了晴隆，还去了黔西南的安龙和兴义。有一两年就近到上海郊县川沙和南汇买过一批。一直到70年代初，这项工作才渐渐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