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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整人对待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 邓的检讨一写就是四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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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5年10月,清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同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说迟群未当上教育部部长,牢骚满腹,情绪低落,烧被褥,摔杯子,平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等等。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到毛手中,同时抄送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口头将信的内容向市委科教口负责人作了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之所以联名写信状告迟、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问题上作了批示后,又在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并反复告诫“不要搞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一系列指示,邓小平在5月27日至6月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发言,就江青说“同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说开这个会是突然袭击,是围攻。邓、叶、李三人反驳了这个说法。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后在1975年6月28日才作了书面检讨。

刘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的信。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迟、谢一边。他在信上作了用词严厉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这样便给清华园内的这场斗争定了性且纲上得很高。

迟、谢根据这一“尚方宝剑”召开党委扩大会,批判刘冰等人。起先,刘冰等人态度强硬,不认为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妥。后来,据刘冰回忆:11月15日,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对清华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雳!……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华校园内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会,规模越开越大,最后竟召开万人大会。“梁效”成员有时也允许去听会,我就去听过几次。当时,不仅要批刘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周荣鑫。据说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上告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走。毛泽东支持了这封信。反击“右倾翻案风”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过去,我对邓小平怀有好感。后来,我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耳朵聋,开会时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当时,我曾与朋友议论过此话的含义,他认为,这是毛主席嫌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毛泽东还批评邓将中央书记处搞成了独立王国。北大聂元梓等人随即贴出一张大字报:“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列举了他很多“罪状”。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处理刘、邓二人问题时态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区别,对邓小平仍采取“保护政策”,并非置邓于死地。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1972年,北大工宣队向北大党员传达过一份中央文件,该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邓小平的长篇检讨摘要;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的批示。先传达了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的检讨很长,据说约有四万字,因此,只摘要向我们作了传达。

1973年邓小平获得“解放”。毛泽东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邓当了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那时,又传达下来毛对邓的两句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据此,邓小平便进而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此时,其地位已高于文革之前。周总理病重之后,便由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复职后的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他就此发表了多次讲话。当时,邓的讲话未向“梁效”成员传达。不过,我们从小道也听到一些。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实际上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泽东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绝不会允许的。因为毛泽东视文革为反修防修的战略决策。据说他希望邓召开政治局会议,搞个关于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有礼貌的拒绝。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后,毛对邓的态度大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尖锐。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此会文件,向“梁效”成员作了传达。该文件称:“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此时,《红旗》杂志又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稿,要求写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为写好此文,调去了我们组的何芳川。他们以周荣鑫的言论为靶子,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逐一进行批判。该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题,发表在1975年第12期《红旗》上,随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发出一个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其目标则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后来,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毛远新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月1月多次谈话整理出来,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标题,逐级传达下来。

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我们将上述指示视为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认真学习,反复领会,并努力贯彻。大批判组写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作为“信号弹”的文章之后,接着由我们小组承担起另一篇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写作任务。

这篇文章也是《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姚文元向迟群、谢静宜打招呼,要我们再写一篇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迟、谢交给我们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有关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二,胡耀邦自己写的《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梁效”将胡的这份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汇编成册,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供人们批判。这一小册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梁效”发出的又一颗重型炮弹。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陈先达起草。其特点是: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我们在动笔之前,还听了胡耀邦一次讲话录音。那是他向中国科学院共青团员们作的一个报告,他鼓励青年团员发奋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作一名新长征的战士,为国家早日现代化而奋斗。胡耀邦的这篇演说富于激情,很有鼓动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矛头直指胡耀邦、李昌,进而逼向邓小平。我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和从清华大辩论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将“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面的概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该文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写文章时都加以引用。

为了批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特地查阅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因为其中有驳斥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内容。

此文在发表前,我们还找北大化学系、物理系一些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在那种大气候下,他们当然不会提出什么相左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1976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自以为领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

1976年6月份,《红旗》又来约稿,要我们写一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何芳川、陈先达三人查了很多邓小平的言论,查来查去,感到邓小平与林彪不大一样,他没有什么尊孔的言论。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文章怎样写呢?我们三人与《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与孔孟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就是说,孔老二要复辟,要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从搞复辟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在1976年第9期《红旗》上。

在批邓过程中,“梁效”曾将邓小平几年来的讲话编出一份《邓小平言论》,供批判用。其中收进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邓力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和邓力群曾把交待材料报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华又将它转给了“梁效”。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1976年2、3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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