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首度公开谈话，为北京当局“爱国者治港”政策定调。夏宝龙在会上丢出了“爱国者治港”的三标准，包括“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以及五原则：“一、必须严格依照中国大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办事；二、必须尊重北京的主导权；三、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四、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五、必须有健全制度保障。
根据“爱国者治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全国人大开幕会议提出改革香港特区选举的方案，包括：调整和优化选委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选委会除了选举特首外，也被赋予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设立“爱国者治港”资格审查机制。
中国人大不再谈“一国两制”，而只要求“爱国者治港”，毫不遮掩地要将香港变成一个与深圳相仿的城市，何以致此？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2019年一整年的香港骚动，被共产党视为香港对于中国的反叛。共产党绝对不容许香港影响大陆的催化剂，既然“一国两制”已成为这种威胁的来源，那就一定要处理它。
第二、香港的功能之一在于作为一国两制的橱窗，垂范台湾；另一项功能在于它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作为中国与西方社会接攘的白手套。不过，香港一国两制的崩坏不再让台湾人相信共产党说词，甚而成为民进党选举的利器；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也让香港价值消失。既然香港已经不再有积极性的价值，共产党也就不需再对香港隐忍。
第三、习近平深陷接班与权力冲突的重围。尽管共产党全力稳住国内的疫情与经济，不过对外关系并不顺畅，一带一路开始落入债务陷阱，与美国的贸易战没有缓解的迹象，对台湾仅能威吓却动不了手（没办法动手），所以唯一能出气得分的就只剩香港。加强对香港的管制与压制，成为中共对外同仇敌忾的最大公约数。
于此，香港泛民主派47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拘捕。47名泛民派人士是怎么“颠覆国家”呢？原来他们参加了原订在去年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预选（初选），香港特区政府宣称，这些人在取得立法会议席后，会不顾一切一心要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令行政长官下台，目的是令政府停摆，定必严厉打击，以儆效尤。
姑且不说这场选举后来因为疫情而被推迟根本没发生，当选者日后依香港法例否决财政预算案，也是依法行事，何来乱港之说？但共产党却认为，这种完全合法的选举是在“颠覆政府”，甚而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如此请君入瓮、生安白造的罪名，已经向香港及全世界宣告：《国安法》是共产党营造白色恐怖、进行政治搜捕的万能工具。
这种专属于共产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更被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是“爱国”？谁来定义“爱国”？如果立法会主张删减预算也成为颠覆国家的罪证，要这个立法机关何用？至于设立“爱国者治港”的审查机制，更是把市民分成三六九等，谁来审查制衡这个审查机制？
夏宝龙说，“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事实是，共产党不敢面对“一国两制”真相，无法聆听香港人民的心声，所以只好用“爱国者治港”来遮羞。中国人大会议昨天终于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九条《决定》，正式阉割香港选制；但谁都知道，这令人哑然失笑的票数或许让共产党暂时心安，却绝对不可能让香港人“爱国”，这样的“爱国”，其实只是无赖最后的庇护所。
